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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清晨,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溘然长逝。
11月2日下午,迎着随风飘落的黄叶,穿过初冬的寒意,记者在航天大院8号院深处一栋三层红砖小楼,找到了钱学森生活近50年的家,门前两侧已经摆满了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巨星陨落,激起全国各界群众无尽哀思。无数送别者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在新中国奋斗征程上留下璀璨光芒的科学巨人。他们从海内外专程赶来,痛惜、怅惘,脸上写满崇敬和哀伤。
半个多世纪前,有人把钱学森回国比作吹皱中国科学界一池春水,因为他的归国使中国科技崛起,使中国国防崛起。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关村,是一个书声琅琅、景色优美的中关村,钱学森等一批海外学者回国,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便平地而起,高能所、电子所、自动化所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中关村顿时成为“两弹一星”工程的大本营,中国科学事业展示出一片蓬勃生机。
钱学森带给中国的一切足以感动整个中华民族。让我们从他崎岖的“归国之路”去感悟他的爱国情操和崇高人格;让我们从他璀璨的“航天之父”桂冠去深切缅怀他的科学风范和航天成就;让我们从他耄耋“教育之问”的忧思去感悟钱老对科学教育、对青年人才的挚爱。
归国之路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钱学森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1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关于自己的传奇,钱学森对子女只字不提。多年后,他曾回忆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不买房子,也不买保险。从出国那天起,钱学森就从报纸、广播里关注着国内的局势。两院院士、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钱学森的郑哲敏至今记得,当他们谈到共产党努力保留和发展少数民族音乐时,钱学森欣慰地笑了。
钱学森参与设计美国第一枚军用远程火箭,建立被西方航空界沿用20年的“卡门一钱近似”公式,他在28岁时即成为世界空气动力知名的力学家,被他的导师、“世界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称赞为“美国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
钱学森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1949年,他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54年,钱学森发表《工程控制论》的学术著作,引起了控制领域的轰动,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
冯·卡门的能言善辩,这对钱老影响很大。听过钱学森讲课或学术报告的人都说:听他讲话是一种荣幸、一种享受,因为他每一次的讲话总能够给人新东西,总能够给人启迪。无论多么深奥的问题,他都能讲得很生动浅显,专家不觉得浅,外行不觉得深。冯·卡门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对钱学森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
1950年,钱学森开始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提前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战俘作为交换。1955年9月17日,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回国了,中国的科学时代迈开了有力的步伐。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航天之父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半个多世纪前钱学森的话语,今天听来仍是掷地有声。
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
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据统计,钱学森以十一个“第一”对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1956年,参与筹备组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受命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兼任院长。
—1956年,设立空气动力研究室,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机构。
—1960年2月,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1960年11月,协助聂荣臻成功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
—1964年6月,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
—1966年10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1970年4月,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
—1971年3月,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中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
—1972年至1976年,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1972年至1976年,指挥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
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1960年6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1962年,他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在应用力学领域,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及固体力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压缩边界层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在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此外,在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7年,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北航党委书记杜玉波说,力学、喷气推进、航天技术,钱学森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上的牛劲;东方红卫星、神舟飞船、嫦娥奔月,钱学森给中国航天事业打了足够的底劲。
教育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对我国科技领域缺乏杰出人才的局面深为忧心。他不仅当面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这个问题,自己也积极思考、寻找对策。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名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人才培养问题是钱老晚年一直思考和忧虑的。他多次说过: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年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成绩也不少,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
他对我国科技领域缺乏杰出人才的局面深为忧心。他不仅当面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这个问题,自己也积极思考、寻找对策,提出了理、工、文兼收并蓄的杰出人才培养思路……
对此,钱永刚说,父亲多次说过,高校要按照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模式来办。他认为,“我们目前大陆境内没有一所大学是按照这个模式办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不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很多是人云亦云,你好我好,说这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进入21世纪了,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否则总有一天会发现,我们国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高质量的人才。到那时候回头反省,就为时已晚了。”
相对自己的成果,他更关心青年的成长、人才的培养。回国后,钱学森在各地开班讲课,有同学问他:为何回国后发表的成果不如在美国时多?“我一个人本事再大一年就一二篇论文,现在我有机会能培养几百个人,你们加在一起贡献当然更大!”这个答案让当年的学生至今难忘。1963年初,孔祥言等几位年轻人跟钱老进修空间技术,并协助他规划1965-1975年航天事业。得知几位年轻人有畏难情绪,他这样鼓励大家:“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他及时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一批年轻人由此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的关键岗位。
做了钱学森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说:我跟了钱老这么多年,我感觉他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一直有不同的思考。解放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对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进行了大调整,产生了许多弊端。钱老回国后不久就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怎么我们大学的样子都变了?清华、上海交大不像原来了,专业分得很细,培养出来的都是‘专家’。要知道在美国‘专家’是个贬义词,如果他们说到谁是‘专家’,意思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点,而且有点死心眼。”
后来,在钱老和其他科技界前辈的极力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创建了中国科技大学,实际上就是按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模式办的。钱学森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讲台授课,将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200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是: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钱老无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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