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丁文江

丁文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很有些名气的。他不但被誉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和翁文灏、李四光等共同开拓了中国现代地矿事业，而且广泛涉猎人文学科领域，对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进行过积极探索，发表过大量论文，并因此成为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只是在解放后，他才被人们所淡忘，乃至完全被遗忘。其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他曾经和胡适、傅斯年等人长期交往，过从甚密，因而在解放后被打入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另册；他还一度从政，被军阀孙传芳拉去做过半年多的上海地方行政主管，即淞沪督办公署总办。有这一大历史污点，自然更为革命左派所不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就使这位著名的学人和社会活动家长期地被冷落，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封之中，然而这毕竟有失于历史的公正。

从“神童”到“通才”的求学之路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一个大户人家。当他还在“襁褓”中就由其父丁吉庵先生教其识字，5岁即正式入学读书。除正常课业外，又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到六、七岁后，即阅读《纲鉴易知录》以及《四史》、《政治通鉴》等。数年之内，便将《四书》、《五经》通读完毕，还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古文名家名作。少年丁文江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学以致用，十一岁就能写议论文章。

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驹。少年丁文江有幸获得当时在泰兴做知县的湖南人龙研仙的赏识和支持。龙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在泰兴做地方官时正是“戊戌维新”提倡“新学”之际。他听说丁文江少年好学，便有意给予提携。1901年丁文江想投考上海南洋公学，按当时习惯须由地方官保送，龙研仙便将丁文江找来进行面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命丁作文，丁文江洋洋洒洒论古及今，使龙大为惊异，当即决定收丁为弟子，并悉心给予指导，后又力劝丁家让文江出国留学，还委托一位熟悉国外情况的胡子靖先生直接将丁文江带往日本。

1902年，丁文江到日本后名为留学，但却并没有进什么正规学校。当时中国留日的学生参与革命政治活动的较多。他们热衷于办杂志，宣传排满。丁文江同他们交往，也深受影响，渐渐地也就热衷于谈政治，写文章。当时留学生办有好几种以中国地域命名的杂志，如《浙江潮》、《江苏》等，丁文江积极为杂志撰稿，并做了一任《江苏》杂志的总编辑。这时他还不满18岁，但他的文章却写得很流畅，也很有见地了。

1904年初日军袭击旅顺口，随即爆发了日俄战争，中国留学生更无心念书了，丁文江对此感到不满。这时，正在英国的吴稚晖给日本留学生写信，劝说他们到英国去留学。丁文江就同另两位学生相约结伴前往英国。

到了英国之后，丁文江以他的聪明天赋加上勤奋的努力，用两年时间读完了全部中学课程，并顺利考取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但在剑桥，他也只读了半年书，后因负担不起剑桥的高昂费用。他又到苏格兰进入当地的葛拉斯哥大学，1911年初获得了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科毕业文凭。

从1902年到1911年，丁文江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九年。这正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高潮时期。他在日本两年虽然没有进入正规学校系统学习，但通过自学和社会实践活动，在人文科学领域内却取得了很大收获，经受了良好锻练，这为他后来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奠定了基础。而在英国的七年，则使他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和生物、地质、地理等学科的专业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后来的不断实践和研究，使他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科学技术专家，并使他从一个独具潜质的“神童”成长为一个十分难得的接近于“通才”的大家。

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1911年的奏，丁文江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决定回国发展，他选择了乘船从越南登陆，由陆路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他先到昆明，然后从昆明由西向东，徒步前行，经云南的马龙、沾益、平彝，又经贵州的安顺、贵阳、龙里、贵定、清平、黄平、历时整整一个月才到达黔东南名城镇远。此次施行，他主要是以地理学者的身份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结果，纠正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德、日文版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没有标明他所旅行的这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重要驿道的错误。原来所谓的“最新中国地图”还是以康熙年间一位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为蓝本的。

1912年，丁文江回国后，利用北京大学已经停办的地质专业的图书资料和标本，开办一个地质研究班，以培养地质人才。这个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所，由丁文江主持，并由他担任“古生物学”的授课任务，后来又把刚刚留学回国的翁文灏请来做主持教授。这个地质研究所虽只开办了两年，却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地质学人才，其中的一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

1916年，北京大学决定将地质研究所收回重办地质学系。丁文江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商定，北大地质学系专门培养地质人才，丁自已主持由政府管辖的地质调查所，则专门做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并且随时吸收北大地质系的毕业生参加调查所的工作，使这些毕业生得到锻炼和提高。

由于有以上的商定，丁文江对北大地质系的建设就特别关注。地质系最初的几位毕业生到调查所去找工作时，丁文江亲自对他们进行考试，以判定他们的学业水平，考试的结果使他很不满意。他同胡适商量的整顿改进的办法，结果是：聘请更好的师资以加强地质学系的建设。很快就请来了在地质学方面卓有成就的李四光到北大地质学系任教授，又从美国请来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来担任古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位古生物学家后来就一直留在中国，直到1946年去世，整整为中国地质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了26年。他死后，被安葬在北大地质馆的门前。这是对他的贡献的最好证明。

丁文江不仅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时期，为建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管理机构、为地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且他在地质科学的实践方面也做出了重大成绩。1913年到1915年间，他曾先后到山西、云南、四川做长时间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并获得重要成果。他跑了山西很多地方，对当地的地矿资源进行考察，重点是测量铁的储藏情况，他以确凿的数据否定了此前德国一位地质学者对山西铁矿藏量的过高估计。在云南、四川，他长途跋涉，考察了许多府、县，着重研究了东川的铜矿，个旧的锡矿，宣威的煤矿情况。又将其经历的路线作成地质图，标明地层地质构造，并采集了大量化石。后来此项成果的一部分曾正式出版，为后人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1921年起，丁文江由于经济和其他一些原因暂时离开了地质科学工作网位，先后担任过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和上海督办公署总办。经历过1927年的历史巨变后，1928年他又回到了地质战线继续其调查研究工作，并于1928、1929、1930三年内两次到广西、贵州、四川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成果。在此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从1931年起，他应聘担任北大教授，为地质战线又培养了大批英才。直到1934年应邀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才离开北大。但在中央研究院，他仍以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为己任。1935年为了查明粤汉铁路沿线的矿藏，他亲自带队做实地勘查。直到1936年1月病逝于湖南长沙。他是死在地质科学工作第一线岗位上的，真可谓是鞠躬尽瘁。

热心议政参政不失书生本色

前面提到，丁文江这位大师级的一代学人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淡忘乃至遗忘，一是因为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交往甚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与胡、傅等的观点相同或相近，因而被列入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而划入另册；二是因为他曾一度做过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地方行政主管。这就成为他的一大历史污点而为人们所“不齿”。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了解和认识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讲述过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包括日本)学习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对此是充分肯定的，称他们是“先进的人们”，“求进步的中国人”。丁文江就正是属于这一批“先进的人们”。他从1902年到1911年在日本和英国留学期间，不仅学习了近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也吸取了不少近代西方的新观念和新思维。他和当时大多数的先进知识份子一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意识。

问题是，毛泽东在讲述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时，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被传入中国之后就宣告终结了。似乎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任务已经最终完成，从此就不再有所寻求，也无需有所寻求了。但事实上，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也只是被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潮在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仍继续传播并被一些另类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另类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的其他思潮固然有其种种局限和不足，但也不能简单地一概予以否定，统统斥之为反动思潮，其接受和宣传者也不应一律视之为反动学者。这样简单地和片面地观察事物和评价一个人物，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足取的。

丁文江就正是属于那些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接受这一激进的革命思潮，而是继续信奉他久已形成的维新和改良的政治思想，并且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主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在20年代初，面对着军阀派系势力的纷争及其政治统治的腐败与黑暗，积极提倡组织小团体，筹办小刊物，对现实政治进行研究和讨论。他联络当时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界朋友，热切地动员他们说：“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他的倡议得到了胡适等几位朋友的支持，不久他们就办起了一份名为《努力》的周报，并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周报的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字：“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的共有16位，领衔的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而在最后签名的丁文江、胡适实际上则是这些主张的首倡人物。他们这些主张自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政治纲领，而是把改革现行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作为首要的和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所谓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个被称为“好政府主义”的主张，过去曾经被我们嘲笑和批判过无数次，但其具体的内容，如“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要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我们过去都是不屑一顾或是完全彻底否定的。然而这样的批判与否定不能不说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他们至少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部分政治诉求。“好政府”总比“坏政府”更符合人们的愿望。这正如“清官”总比“贪官”好一些。如果认为“好政府”比“坏政府”更糟，那就和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还要坏的荒谬逻辑如出一辙了。当然，丁文江和胡适等提倡的“好政府”主张在历史的实践中并没有行得通，而是完全失败了的。因为专制的军阀们根本就听不进这些学者们的强烈呼声，但也不能够因此而完全否定这些学者们的良苦用心和努力，把他们统统斥之为反动学者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30年代初，中国社会仍处于矛盾重重、动乱不已的局面。内战烽烟不息，外患日益猖獗。“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思想文化界又一度活跃起来，对国事表现了严重的关切。这时，丁文江再一次与胡适等朋友联手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份比十年前的《努力》周报影响更大的刊物。这是一份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同人刊物，经费同《努力》周报一样，完全由大家捐助，所发表的文章是一律没有稿酬的。刊物第一期上发表的《引言》明确表示了编者的态度与用心：“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丁文江无疑是《独立评论》最热心的编者和撰稿者之一。据胡适说，丁文江不仅是经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另外三人是胡适、蒋廷黻、傅斯年)，而且是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在《独立评论》创刊后的三年多时间内，他就发表了各类文章64篇，其中论文21篇。这些文章的观点当然都未必正确；有一些还是错误的。但其关心国事的爱国主义出发点和忧国忧民的意识也是不能否定的。他在1933年访问苏联回国后所写的《苏俄旅行记》中，对苏联政府积极发展地质科学事业及其有效的组织管理工作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这正表明了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不抱成见的政治态度，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把丁文江的积极创办《独立评论》以及他所发表的那些文章统统看作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标志显然是不恰当的。

顺便说一下，丁文江所积极参与创办并在其中发表了大量文章的两种刊物《努力》周刊和《独立评论》现在都已由岳麓书社重新影印出版。学术界认为这是“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做的大好事”。因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了“马列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它们的文化成果也都值得重视。

关于丁文江从政的那一段经历，过去人们只简单地把他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看作是追随军阀孙传芳的不光彩的劣迹，而没有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丁文江对军阀的本质缺乏认识，对个别军阀人物曾抱有一些幻想，这是事实。但对此应作客观的具体分析：第一，孙传芳原是福建、浙江的军务督理，1925年江苏的一些绅士因不满奉系在江苏(包括上海)的统治而求助于孙传芳出兵驱除奉系势力。当时一般人认为出生身于北洋陆军学堂，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的直系孙传芳要比大多是土匪　出身的奉系要好一些。丁文江对奉系一直表示憎恶，因而也支持孙传芳出兵江苏，并对孙治理江苏寄予希望，这正是丁文江“好政府主义”的一种愿望。第二，孙传芳打败奉系势力入主江苏后，也确实表示了某种礼贤下士的姿态。他在出任淞沪商埠督办时，接受了丁文江参与拟定的关于建立“大上海”的计划，并请丁担任督办的全权总办，也就是把上海的行政治理大权完全交由丁来行使。丁也正是为了实现建立“大上海”的计划而接受了孙的委任。他要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实践自己的“好政府主义”。第三，丁文江上任之后，果然按计划实施，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把原来分散的零乱的所有租界以外地区的各种权力机构统一集中到督办公署的管辖之下，从而形成了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的大上海的行政权力中心。这就为整个城市的市政统一建设以及为解决许多外交悬案，如越界筑路、越界收捐、收回会审公堂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还通过艰难的交涉从外国人手中争回了许多重要权利，“连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佩服他”(傅斯年语)。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后来也称赞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

当然，丁文江的权力毕竟有限。他也只能在自己主管的行政事务范围内行使若干权力，而在军事、警务、司法等方面则基本上无权过问，自然也无能为力。因此当时的军阀统治在镇压群众运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方面则完全体现了残酷的反动本质。不过即使如此，丁文江也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例如由郭沫若领衔的“创造社”的门市部当时曾一度被查封，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几员干将。创造社的骨干人物潘汉年便通过郑振铎和高梦旦的关系恳请丁文江出面干预，终于使创造社门市部得以迅速恢复业务(被捕人员则通过互济会营救而被释放。)

总之，丁文江在从政七个月(1926年5月至当年12月)期间，虽然丝毫改变不了孙传芳统治上海的反动本质，但在他个人权力范围内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虽然他的从政对孙传芳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粉饰作用，但也可说是功大于过吧。后来丁文江坚决辞去总办一职，也正是因为孙传芳拒绝了丁文江和另外一位朋友劝说他同国民党的北伐军合作共同推动北伐事业，反而采取了与奉系军阀合作共同阻止北伐军前进的反动立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丁文江的从政与弃政并不是不讲任何原则的。从另一种角度看，他始终努力坚持着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代学人的书生本色所在。

(责任编辑　程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