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摘要：当前，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够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应该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基层社区是人民生产生活所在地，加强基层社区的治理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伴随着新的矛盾，再加上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必须尽快妥善处理，基层社会的治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治国安邦，必须立足于基层，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以身作则，坚持以人为本，以新时代“枫桥的经验”为准则，弥补公共服务等重要领域的弱点，努力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收获感。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路径
引言
社区治理是一项民生工作，是政府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公共服务下沉的最优场域。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出发点是以党建为统领，通过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来更好服务社区居民，其最终落脚点也是为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的社居环境。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是社区党组织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
1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内涵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项需要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议题，也是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研究多是从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基层政权建设等视角出发，以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为研究对象。相比之下，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多。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政党与基层社会的连接领域，提出参与式连接、纲领性连接、组织化连接、个人主义连接等解释，但因国外的政党连接主要是基于选票、获取政权考虑，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国内学者也早就认识到政党元素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意涵，在新时代背景下，突出政治功能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在要求，它既是构建共建共治社会治理格局之需，也是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之要，要通过社区党组织构建区域化大党建平台、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实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中国逻辑，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党委领导决定了治理的实践品质，它以党建引领为政治宣示与实践展开，党社关系应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型研究范式。政党组织社会、政党引领社会、党建赋能、党建整合社会、党建激活社会、党建链接社会，2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2.1社区自组织缺少赋权
“赋权指的是通过外界力量的介入，使得个体、群体以及社区能够自主地把控外部环境，实现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赋权可以激发社区自组织发展活力，提升业务能力。社区自组织缺少赋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区自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力量薄弱，服务能力不足。“一些社会组织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监管体系不健全、服务水平低等问题严重影响参与能力，不能很好地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同时，由于缺少专业社工力量，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亟须加强。社区自组织培育和孵化面临着一些困难，例如社区自组织培育和发展建设面临“有思路、没方法，有热情、少技术”“一般活跃在社区的组织大多都是老年人的文化艺术组织或者是热心社区事业的积极分子社区自组织自娱自乐型居多，缺少社区公共精神”等问题。二是社区自组织缺少社区赋权。社会组织理论来源于西方，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治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实施分类控制、选择性支持、嵌入型监管、反向嵌入策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控制”。
2.2城市社区治理类型多元复杂城市社区治理是基于一定的空间范围进行的，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于社区分类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实际，可知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载体主要有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老旧楼院社区、公租房社区、村改居社区、城中村社区、城郊边缘社区等。每种社区的居民构成、归属感、凝聚力、信任与交往等特征各异，对社区治理绩效、共同体建设的影响程度悬殊，因而必须因地制宜地研究空间差异因素。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社会行业的高度分工，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步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尤其是在城市中占
据主要地位的商品房社区中更加凸显，其导致的原子化社会风险进而孕育出社区成员关系疏离、情感淡漠，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障碍。
3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3.1健全的党建引领制度体系
完整健全的党建引领制度体系是确保社区党组织最大限度发挥组织力、战斗力及坚强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保障，也是多元治理主体得以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民主协商的重要渠道。加强社区治理党建引领机制的制度化建设，能够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合法性拥有制度保障，使社区党建工作的推进获得程序支持，使各主体的治理参与有纪可依，居民群众对多元治理主体的监督有矩可循。因此，社区党组织应不断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体系，务必“确保依法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关要求写入各类组织章程”。在制度体系建立的具体工作中，社区党组织应成为“引领者”与“最终决策者”。
3.2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创新社区动员机制
在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同时，应当有效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促进党政机构同社区各活动主体和公众平等沟通合作，促进社区公众参与机制的制度化完善创新和转变政府社区治理方式；充分保障公众参与的民主权利，搭建平台允许和鼓励公众表达公共和个人需求，积极引导社区舆论氛围。创新以志愿服务为重要驱动的社区动员机制，加强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以满足居民需求为重点，加强社区组织或公共服务机构间的协作，努力通过志愿服务等方式将公共社区服务业务拓展到社区内最广大的活动主体。突出社区工作者的作用，建立以专业社区工作者为骨干的志愿者组织，由社区工作者规划志愿服务项目、指导和监督志愿者开展各项志愿服务，逐步形成党政领导、社区驱动、组织实施、志愿者服务的新型社区动员机制。
3.3进一步完善组织赋权
组织赋权主要是强化社区自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服务能力提升。首先，需要明确社区自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功能和定位。社区自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依托
社区进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自组织是社区治理利益攸关方之一，是党领导下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是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基层“最后一公里”延伸的重要帮手。社区自组织必须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依法开展服务，参与社区治理。其次，提升社区自组织社区服务能力和效率。一方面要培养社工专业人才，引导社工力量参与社区自组织；另一方面，对现有社区自组织进行技能培训，提升社区自组织社区服务技能水平。
结束语
新时代背景下，党建引领已然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也已进入深入发展、创新拓展的环节。为突出党建引领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发展，社区党组织必须坚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整体推进社区党组织建设创新，完善社区共治机制，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以此推动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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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PARTY&GOVERNMENT党的建设社区是城市管理服务的基本单元，也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地域载体。加强员人数高达8944.7万名，其中97911个社区（居委会）建立了党组织，党员本身就是推动社区发展的巨大力量。其次，党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党始终牢记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地从“一穷二白”逐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且党的宗旨决定了它能够超越社区内各种各样的个人利益、公平公正地协调社区矛盾，大多数社区居民也对党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有情感认同和心理依赖。第三，党具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作为执政党，党能够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将党的方针政策、政府规划与社区发展有效对接，引导社区发展始终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能够将行政资源、企业资源、社会资源与社区需求有效对接，直接助推社区发展。因此，社区要谋求自身发展离不开党的引领。2.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选择党的执政基础是人民群众，党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必须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群众的自觉行动。党要深入群众需要了解社区。社区作为城市人口大量聚集、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承载着人们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甚至是共同价值，了解社区背景是了解社区群众的前提。党要代表群众利益需要深入社区。“支部建在连上”是我们的成功经验，通过把党组织建在每个工作和管理的组织细胞中来保持强大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而社区就是城市的细胞，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党建工作只有融入到社区党政论坛2018年2月号PARTY&GOVERNMENTFORUM党的建设引领社区治理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探索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也是社区建设、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实现党建工作引领社区治理，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中
“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的题中之义。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行动依据1.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社区谋求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1887年，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社区的概念，他将社区理解为建立在所谓“本质的意志”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社会”，应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而在中国，现代社区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单位体制式微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直接产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还原为“社会人”，大量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向社区转移，社区的作用日益凸显起来。但与之相对的是，社区的自治能力十分薄弱，居委会作为自治组织实际上承接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居民缺乏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社区内各种团体分散，需要有一个主导力量进行社区整合、共谋发展。而在各种力量中，党无疑占据着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首先，党具有庞大的组织体系。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产党党○邓嫣嫣以党的建设引领社区治理11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FORUMPARTY&GOVERNMENT党的建设治理的全过程才能够充分了解社区群众的利益所在。党要获得群众支持需要引领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水平关系着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等直接利益，党作为执政党，有义务加强对社区治理的领导、管理和协调，凝聚群众力量，共同促进社区的健康发展。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现实挑战1.社区党组织自身基础薄弱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但由于近几十年来管理体制、工作惯性、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剧烈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社区党组织的工作基础。（1）难以充分动员社区内的党员。在政治结构上，社区“两委”班子成员高度交叉任职，社区书记和党委成员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配合政府工作上，势必影响党务活动的开展。在活动组织上，社区党组织的党员、社区内各单位党组织的党员、生活在社区内但组织关系在社区外的党员各自分离，战斗力分散。在党员管理上，社区党组织的党员来自于五湖四海、分布于各个行业，且老党员多、流动党员多，再加上部分社区党组织制度落实不到位，在开展组织活动时经常出现党员难集中、工作难开展等问题。（2）难以有效服务社区内的群众。限于传统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组织关系不在社区的党员和社区内其他单位的党员并不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造成有些党员对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关心不够，社区党组织在协调其他单位、利用社会资源服务群众上也存在一些难度。同时，部分社区对社区党建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将工作重心停留在“三会一课”等最基础的活动上，党组织活动脱离社区生产和生活实际，党建与社区建设“两张皮”，缺乏针对性和创新性，也就引领不了社区治理。2.社区治理的事务日益复杂（1）社区建设事务日益繁多。1986年，民政部第一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建设，提出了社区服务的任务和建立、完善社区服务系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区建设已不仅仅局限于提供社区服务，而是发展为“一个复合体，包括了基层政权体系建设、提供社区服务、建设社区服务设施、培育社区文化和精神等多项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区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一个发达社区承载的人口可达数万人，客观上增加了社区治理的难度。（2）社区治理主体日益多元。政府是推动我国社区发展的主要动力，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参与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譬如小区的物业公司、业委会、各种社会组织、社区学校、医院，等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带来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党要发挥引领作用，必须要有超越、驾驭、协调各方利益的能力，这对社区党组织提出了巨大挑战。3.基层治理新格局有待完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提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目前的社区治理中，党和政府的作用明显，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程度仍有待提高，并且它们更多地局限在提供简单的民生服务以及围绕兴趣爱好组建文娱社团的层面，自治能力较低，需要有一个领导力量来统筹、协调，提高各参与主体的治理能力。三、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1.选优配强，打造坚强有力党员队伍（1）选好社区党委班子。“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选优配强社区党委班子必须着重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社区是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矛盾碰撞的主要场域，社区党委班子必须坚定党的立场，自觉与不良思想和不实言论作斗争，公开公平公正地处理社区事务。二是具有群众工作的能力，社区党委班子直接面对形形色色的群众，必须掌握相关的专业技能，要善于向群众学习、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2）加强党员队伍管理。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社区党组织必须对照党章党规，用纪律来加强党员队伍管理。对不服从组织工作安排甚至违反组织决定的党员应坚决处分，对不关心社区事务、不积极参与组织生活的党员应诫勉谈话、限期整改，对党内积极分子应及时表彰和奖励，同时应对全体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活动，帮助他们提高开展群众工作和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等。通过加强党员管理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社区群众中树立党的团结统一、先锋模范形象。（3）创新组织活动形式。要充分调动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12PARTY&GOVERNMENTFORUM党政论坛2018年2月号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FORUMPARTY&GOVERNMENT党的建设创新党组织活动形式。可采取发动党员对社区居民需求进行摸排——确立党组织年度活动目标——分组分任务设计活动方案、满足群众需求——群众评议活动效果的方式，将党组织活动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将群众评议结果与党员管理结合起来，丰富组织活动、密切党群联系。2.统筹衔接，丰富党组织的服务资源（1）创新完善党群联系服务渠道。要实现党对社区的引领，其根基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必须充分利用我们党的执政优势和组织优势，将各种服务资源下沉到社区，以服务群众为重要抓手夯实党的领导地位。譬如，佛山市于2014年开始推行镇（街道）领导干部直接驻点联系群众制度，由镇（街道）党委班子带头，全体镇（街道）干部分编为驻点直联团队，与社区党组织书记对接，并将社区党员分编为辅助工作团队，每周二下午入驻到每个社区联系群众、走访民情，使社区党组织能够更加高效地衔接各种政治资源，巩固了党在社区的领导地位，也推动了社区的和谐高效治理，截至2016年已累计解决社区群众54090个问题，问题解决率达97.2%。（2）推动各级各类党组织统筹发力。社区党组织如果仅依靠自身成员，能力是十分有限的，需要借助各方力量，尤其是要以“党建一盘棋”的思路充分发挥全党合力，打破各级各类党组织之间的组织壁垒。佛山市通过多年实践摸索建立了“1+N+X”区域化党建模式。“1”即社区党组织，它作为龙头，牵头推进区域党建资源整合，带动区域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各类型党组织形成“党建联合体”。“N”即社区区域内的各类党组织，通过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兼职委员制度、村企党组织结对共建等多种方式，加强龙头党组织与共建单位的协调联系。同时，整合党建活动阵地和设施，在区域内建立党群一体、资源共享的党员服务中心或党员活动中心，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活动阵地和设施向社区党员群众免费开放，探索以区域为单位共同开展党组织活动。“X”即社区区域外的党组织，作为“1+N”的重要补充，通过建立机关联系基层、干部联系群众“双联系”制度，采用机关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等方式，引导区域外资源下沉，补足区域内党建资源短板。目前，全市已建立260个区域化党建试点，通过横向联合、上下联动，实现党建资源跨行业、跨领域“大融合”，解决传统模式下资源分散化、碎片化问题。譬如，禅城培德社区依托党务电子平台成功将各方资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兰桂社区从“小联合国”蜕变为熟人社区等。这不但提升了社区党员和社区群众的融合程度，也丰富了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内容，更好地满足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3.组织重构，提高社区党组织话语权（1）探索拓展党的组织工作网络。社区的不断膨胀对社区党组织的代表性产生了一定冲击，必须探索扩展党的组织工作网络，给党员深入群众创造组织依托。首先，要将规模比较大的社区党组织升格为党委，赋予其更多的活动权限。其次，要将党支部、党小组下延到居民小组和小区楼宇中，以便更好地收集民情。此外，社区内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中介组织及非公经济组织等不断萌生，并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对这些新生组织，要在其创建之初就谋划扩展党的组织网络，凡是有党员三人以上的设党支部，三人以下的，可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原则，建立联合党组织；没有党员的，积极物色并发展其优秀分子入党，为发挥党在社区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打好组织基础。（2）探索引导建立居民议事机构。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引领作用的发挥不能走“包打天下”的老路，而要善于引导、强化居民自治。社区党组织应积极推动成立居民议事机构，由书记主持民主议事，鼓励党员参与居民议事机构，锻炼基层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依法依规的民主渠道争取和维护领导地位的能力。（作者单位：中共佛山市委党校）（责任编辑王玉）党政论坛2018年2月号13PARTY&GOVERNMENTFORUM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汇报
XX社区围绕镇党委政府“加强党的领导，优化社区服务，推进社区共治，促进居委自治”的工作目标，以“党建提质增效，治理转型升级”为主题开展工作。
一、完善党建体系，聚力社区治理
XX社区地域广、资源多，因此区域化党建有基础，社区治理有载体。一是依托XX社区党委、居（村）委、社区“两新”党委三级区域化党建联动网络，将XX社区现有“两委”成员单位如XX派出所、XX肺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XX小学等多元主体凝聚起来，使现有“两委”成员单位互相联动尽快参与到XX社区治理事务中。例如XX肺科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联动开展卫生医疗进社区活动；XX派出所可以在XX肺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XX小学进行安全宣传、法治宣传等等。二是构建XX社区党委、居（村）委、社区“两新”党委三级区域化党建联创机制。创建由XX社区党委统筹规划、居（村）党委落实任务、社区“两新”党委多方参与的三级协作党建工作机制，责任明确，分工到位。以党建带动社建，助力社区建设：形成社区服务联动机制，XX社区区域各单位联动开展社区服务，聚力社区服务，共筑社区繁荣发展；形成环境卫生联抓机制，XX社区区域各单位分片分区抓牢环境卫生工作，共筑社区美好环境；形
成文体活动联谊机制，XX社区区域各单位合作举办各类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共筑社区积极氛围；形成社会治安联防机制，XX社区区域各单位联手治安防范，共筑社区安全防线；形成公益事业联办机制，XX社区区域各单位本着服务居民的目标，联合开展各类公益进社区活动，共筑社区文明习惯。三是形成联治制度，积极推进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党建联建，结对帮扶，做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参与社区治理事务，做到集众智、聚众力、解众忧、排众难，聚力社区治理。积极推进区域化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进行党风、党纪教育，每年由XX社区党委牵头联合辖区各单位每两个月举办一次党风党纪学习教育，全年不少于五次。积极推进区域化党员监督制度，四是探索联赢模式，XX社区辖区内拥有XX肺科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资源的特点，借此打造有特色的医疗党建服务模式，积极开展医疗进社区活动，将医疗资源输送到社区服务中，达到了“就地取材”的效果。
二、打造党建平台，推动社区发展
打造区域信息化特色党建平台“红色磁场”，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将“红色磁场”打造成人人皆知的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有效载体。一是搭建研讨交流平台，将“红色磁场”打造成党员群众交流互促的纽带。开展“走基层、查实情、问计策”活动，方便党员干部掌握XX社区基层民情、了解基层民意，及时找到社区基层治理难点，用交流研讨的方式找到解决方案。二是搭建教育培训平台，利用“红色磁场”平台，开展“社区自治共治”主题课程。鼓励XX辖区内党员积极参加学习，让党员深入了解社区自治共治相关业务及相关知识，为今后党员进社区参与社区建设工作打下基础。三是搭建活动凝聚平台，将“红色磁场”打造成为组织党员志愿者活动的牵头者。通过志愿公益活动，拉近党员与群众距离，凝聚人心。将XX社区从上至下通过平台活动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社区发展。
三、强化党建作用，助推社区服务
强化党建作用，建立党员服务基层长效机制，以“党员进社区、志愿做公益”为主题，推动各村居委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志愿者活动和各类公益服务活动，拉近党群关系，助推社区服务。第一，强化党组织宣传教育作用。由XX社区党委牵头，各居（村）党委实行，针对XX社区环境卫生、平安建设以及便民服务等与群众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发动本辖区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志愿服务活动，使居民群众有一个良好意识，营造和谐社区良好氛围。第二，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XX社区党委打造成为居民群众的“避风港”。组织XX社区各居（村）党员对本辖区特困家庭进行定期慰问志愿服务活动，了解特困家庭心声，帮助特困家庭走出困
境。营造XX社区党委独特的“不嫌弃、不放弃、团结、互助”的文化氛围。第三，强化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针对XX社区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特点，在平时积极筹划组织“党员为老服务”活动，特别是在重阳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以敬老爱老为主题进行宣传，以敬老爱老为主题组织活动，营造社区敬老爱老氛围。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至XX社区的各个角落。
四、夯实党建基础，解决社区矛盾
XX辖区地域广，小区数量多，人口密集，社区矛盾纠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可由XX社区党组织牵头，各村居党委实行，通过各种方式，夯实党建基础，与群众共同解决各种社区矛盾纠纷，引领社区自治共治。一是建立社区代表会议提案制，广泛征集、及时梳理各居民区意见建议，做到知民意、悉民愿，体察民情、了解民心，及时发现社区矛盾纠纷点，及时解决，做到用群众的办法解决群众问题；二是建立社区事务管理约请制，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约请区职能部门列席社区代表会议和居民区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一般情况下，村居委会可约请镇政府职能部门，约请主体与被约请对象平等协商和合作处置，共同推进解决社区“急、难、愁”问题，做到用民主意识解决民生问题；三是以党建引领群建，以群团服务功能为核心，积极推动基层群团组织发展，扩充群团组织数量，最终做到
有足够多的优秀群团组织协同参与到社区治理工作中，做到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研究与探讨基层党建如何引领社区治理摘要：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需求为根本立足点，积极探索党建新模式，不断探索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本文在了解了各地在城乡社区党建引领、共治共建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和先进做法，并围绕相关问题开展了讨论研究。关键词：基层党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共治共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立足时代新方位、是让生活更美好、人民更幸福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各省市均出台文件，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共同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其他城市的主要经验做法坚持党建引领是根本保证，在城乡社区治理中都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党组织有机联接驻地单位、物业管理、商圈企业等社会力量，整合多方资源，推进共治共建，实现了“从有求必应，到一呼百应”。（一）推动党建领航以合肥滨湖世纪社区为例，成立的社区党委实现了区域全覆盖，横向由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延伸到红色帮客（骨干党员），纵向覆盖驻地单位党组织、商圈党委、网格党支部、网上党支部，织密党组织这张网，强化“党建+治理”。实行党建联盟。社区成立党建共同体，涵盖42家驻地单位党组织。又如厦门曾厝垵发动商家党员成立经营者联合党支部，对沿街商铺进行“党员示范店”“支部推荐放心店”评选，亮身份，带动诚信经营。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中单独设置针对社区工作者的岗位，畅通优秀社区工作者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渠道。对社区的考核。如厦门市思明区建立了统一的优秀社区考核评价体系，分为正向指标、负向指标和个性化指标与绩效考核奖挂钩。通过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奖优罚劣，形成导向。（三）引进枢纽型社会组织提供综合运营服务例如成都和美社区打破政府“大包办”的传统模式，引进枢纽型社会组织对社区进行综合化运营服务，在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方面尤其值得借鉴。前期由居民申报项目，社区和枢纽型社会组织共同对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三个月试运行期的居民满意度达90%以上的项目方可化为商业运作，且按照市场价50%—70%定价，收入的10%纳入社区公益基金，既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又提升社区造血功能，实现社区治理良性循环。■
赵会娟上级部门的各类评比、检查，导致社区主责主业社务开展较少，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宿感。二是社区工作人员待遇低、不稳定。社区两委成员工资标准，社区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工资分别为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2.2倍、2倍，没有绩效考核工资和年终奖。社区工作人员工资更低，且没有配套的晋升机制，许多人只是将社区工作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临时踏板，人员流动快，留不住人才。三是治理模式单一。绝大多数社区都拥有居民服务类、兴趣类或互助类社会组织，但几乎没有自己的专业社工机构，且多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引进第三方服务，对政府财政的依赖度过高，缺乏自我造血功能，缺乏对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共建共治作用发挥不充分。四是居民参与度不高。当前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还是社区两委、社区工作者等，多数居民对社区事务不关心、不支持，缺乏社区归属感，导致社区治理的“内驱力”不足。（四）发动居民自治是关键所在除了政府政策、人财物支持外，更重要是充分调动居民参与，激发了内在动力。一是多渠道筹资，实现“钱”的可持续。例如：成都市清水河社区的“1元公益金”，采取机关带头、党员捐赠多元筹措，党员自愿多交“1元党费，上不封顶”。二是培育自治组织，实现“人”的可持续。引导居民成立自治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方面各有亮点。作为社区与居民的桥梁与纽带，宣传社区政策、收集居民问题，协助做好群众服务工作。二、当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随着社区建设发展的快速推进、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与其他地区相比，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创新任务比较繁重。一是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目前，社区都承担了大量政府交办的行政性事务，除劳保、计生、民政等业务外，还需要上报各种台账、报表，迎接三、方法和措施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需求为根本立足点，积极探索党建新模式，不断探索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从自身实际出发，大胆创新、主动作为，率先试点“大社区、全服务”社区治理模式，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一极多元共享”的“商都模式”，以区域党建为引领、以多元服务为支撑，形成社会广泛参与、大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良好效应。（一）强化顶层设计，厘清社区治理“脉络”（1）乘势借力，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把分散在多部门的职能统筹起来，发挥牵头总揽作用，科学谋篇布局。在人员配置、机构设置及职责分工方面，参考成都各区做法，从原来负责社区工作的部门及街道抽调优秀人才担任专职工作人员，设立综合科、社区（二）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是重要手段在社区治理中，成都、合肥、厦门三地都十分重视社区工作者的培养与职业发展，对个人及社区也制定了明确的考核办法。在对个人的激励方面和职业发展及晋升空间方面，三地规定或鼓励中国军转民74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研究与探讨发展科、社区治理科和改革统筹科。（2）完善制度，强化政策支持。借鉴成都市“1+6+N”配套文件和合肥市“1+8”系列文件，结合东区实际，从区级层面制定统领性文件，并分别就基层党建、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社区志愿服务、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组织管理、薪酬体系、考核机制等方面制定详细的配套文件，为创新社区治理提供政策支持，确保各项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3）建立科学考评体系。一是参考厦门市思明区，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社区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与提拔晋升、薪酬待遇挂钩，以此调动积极性、激发主动性。二是参考成都、合肥两地做法，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管理及岗位薪酬体系，提高具有社会工作师资格的职称工资；在事业单位招考中，对符合条件的社区工作者给予加分，或设置只能由社区工作者报考的岗位，多措并举稳定人心、留住人才。（二）突出党建引领，增强社区治理“软实力”（1）完善“一核多元、共驻共建”机制。完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城乡治理体系，按照《郑东新区“基层党建规范年”实施方案》，推动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的建设，扩大商务楼宇、商圈市场、互联网、物业、楼栋等领域党建覆盖，形成横向渗透、纵向延伸、整体辐射的基层党组织网络。探索建立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机构及社会组织多方协调机制，动员驻区机关、企业、学校参与社区建设，推动多元协商与共治，实现组织共建、活动共联、资源共享。（2）发挥党员“头雁”作用。党组织要带领社区治理，必须发挥党员“神经元”的作用。要善于发现、凝聚爱社区、有公心、懂治理的本土人才队伍，通过树立“社区明星党员”等措施优先发挥退休老党员、热心党员作用，把群众的急事、难事反映至党组织，群策群议解决问题、满足需求，实现“党组织对群众有求必应，群众对党组织一呼百应”。（三）推进居民自治，激发社区治理“内驱力”（1）去行政化，让社区轻装上阵服务居民。在三地考察中，我们发现成都、厦门两地都将行政事务交由党群服务中心（或社区工作站）办理，社区居委会完全自治，专心做好群众服务工作。建议厘清街道和居委会的权责边界，实行社区服务准入制度，推进政居分离，探索党支部领导下的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让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有更多的人力、时间做好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逐步构建“基本服务政府兜底、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专业服务市场为主”的新格局。（2）以需求为导向，逐步引导居民参与自治。一是提高社区认同感。围绕居民需求做谋划，优先从美化改善居住环境，服务老人、儿童、困难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切入，解决一个至多个社区公共议题，把社区工作做到居民心坎上，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二是培养主人翁意识。借助端午、中秋、冬至等传统文化节日，开展亲民互动活动，营造社区大家庭氛围；甚至可参考厦门镇海社区将活动场所钥匙交由居民保管，邀请居民开展讲座、帮扶活动等，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和归属感。三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时间银行”“爱心银行”等激励机制，居民参与社区服务采取积分制，积分可用来兑换礼品或抵扣社区有偿服务费用，通过物质或精神奖励激发更多居民参与治理，形成居民自我服务长效机制。（3）因地制宜，实现“一村一特色，一居一品牌”。目前东区新建回迁安置小区较多，还有商品房小区和个别老旧小区，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因势利导、分类施策，突出文化引领，打造特色街区、特色楼栋。新建回迁安置小区硬件设施好、场地面积大，且居民间熟络、对公共事务关心，建议社区注重文明传承和文化延续，可通过举办民俗活动凝聚人心、留住乡愁，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气；同时，可利用良好的基础设施引入先进管理理念，探索新型社区服务模式。商品房小区基础设施好、人员构成多元，但普遍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可利用优质设施、环境，积极联合物业开展公益活动、做好社区服务，培育新时代向上向善向美的社区精神。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相对陈旧、老年人多，可以通过老旧院落改造、背街小巷治理等措施改善人居环境，做好做优养老及公共服务。（四）探索社会共建，提高社区治理“造血”功能（1）引导设立社区发展基金。挖掘在地资源，通过共同购买、社区互动、辖区单位和社区居民捐赠、企业冠名等多种方式建立社区公益微基金，鼓励社区培育的社会组织开展低偿服务，将部分盈利捐赠给社区公益微基金。条件成熟的社区要探索设立社区基金会，支持社区内各种组织合作，动员辖区社会资源深度持续参与社区治理。政府加强引导，为社区发展基金的注册、规范化运行等提供支持，形成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价值链。（2）引进枢纽型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指经政府部门认定的，通过健全的组织系统和有效的服务支持，实现同类型、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协调指导、合作发展、自治自律、集约服务的联合性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建议引进枢纽型社会组织，由枢纽型社会组织根据居民需求，孵化培育其他低偿服务项目，不仅部分收益可反哺于社区建设，还在满足居民生活服务需求等方面弥补政府福利空白。（3）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一是组建公益组织。发动辖区机关、企业、物业、民警、商家、学校等单位和志愿者共同成立公益组织，结合自身职业，定期到社区开展健康知识、法律知识、技能培训等免费讲座，承担社区部分公益活动。二是引导企业、志愿者开展公益、低偿服务。挖掘整合社会资源，通过提供免费场地，发动辖区服务行业定期开展半公益活动。完善社区志愿者激励机制，探索建立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制度和信用体系，激发志愿者（尤其是退休老党员、大学生、业主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Z（作者单位：中共天水市麦积区委党校）作者简介：赵会娟，生于1982年，女，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党建。75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ResearchonGovernance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文/杨刘保摘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委领导是关键核心，必须充分发挥党建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将党建与社区治理相融合，推进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关键词：党建；社会治理；城市社区中图分类号：D699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1.02.005一、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要性●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需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人口、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城市各个社区工作、生活和居住，城市基层党建面临许多新形势、新挑战。习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委领导是关键核心。而社区治理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党建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引领作用。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考察时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将党的领导嵌入社区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要稳定有序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抓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城市基层治理、解决城市矛盾的需要城市基层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城市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窗口，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对于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作用。同时，22/2021.2城市基层党组织还承担着服务城市经济发展、解决城市矛盾、维护城市稳定等职责。因此，城市各级基层党组织必须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发挥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社区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础单元，基层党建是党的方针政策与百姓生活的连接点。因此，社区要以党建工作为引领，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落脚点，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提高服务管理水平，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切实提升群众生活质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的组织体系去实现。我们党之所以具有坚强的组织力、领导力，依靠的就是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必须突出组织体系建设这个重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包括城市社区党组织在内的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党建工作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全面从严治党彻底不彻底、效果好不好，关系到党的形象。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社会解体带来了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大，再加上人口流动频繁，“社区人”已经向“社会人”转变，社区原有功能逐渐退化，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使得城市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遇到了新的挑战。●专业性人才匮乏，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有待提升千秋基业，人才为本，阻碍社区党建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缺人才。以长春市和平社区为例，社区共有工作人员37名，从工作人员的学历来看，初中学历者占比6%，高中和中专学历者占比30%；从工作人员的年龄来看，35-45周岁社区工作者占比近50%，46周岁以上工作者占比超过25%；从工作年限来看，社区工作者新补充力量占比11%，长时间（10年以上）从事社区工作者占比14%。总体来看，社区工作人员中，低学历者偏多，年龄偏大者较多，长时间从事社区服务者较多。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知识水平偏低、年龄偏大等现象不利于社区开展“互联网+”便民服务，难以满足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新要求；另一方面，长时间从事社区服务工作易使工作人员思维固化，不利于群众工作方法的创新。此外，调研也发现，社区工作人员中长春市委党校党员身份者较少，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接受专业培训机会少，参加市一级党课培训更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党员管理松散，党员与社区“失联”问题有待破解社区中的党员不仅仅包括具有党员身份的社区工作者，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居民党员以及流动党员。要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应充分发挥居民党员以及流动党员作用，使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但是，很多时候，所有制的变化和就业选择的多样化，人口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流动明显加快，经常出现辖区内居民党员以及流动党员“失联”现象，这种现象是许多社区党建面临的共性问题。产生“失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孩子升学、搬迁、换工作等等，都可能造成辖区内居民党员以及流动党员与社区党委的“失联”，成为了社区的“挂名党员”，也就谈不上参与社区治理。●党建与治理融合欠缺，社区网格化堡垒有待深耕当前，一些基层党组织、部分党员干部群众对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认知不够，没有理顺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片面地认为“对本单位的党员进行管理、对本单位的活动进行组织”就是党建，思想的“围城”始终存在。从理论上讲，基层党建应当引领社区2021.2/
23ResearchonGovernance治理创新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融合欠缺。社区治理现状仍停留在以社区工作者为主体，以政府部门下派的行政性事务为主要工作内容，严重压缩了社区服务居民的空间。以长春市某社区为例，长期存在党员流动性大、年龄大、“娘子军”队伍大的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面临“内卷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方式偏行政化（行政事务约占85%），致使党建和社区治理呈现“两张皮”现象。社区党建没有与网格化自治共治有效衔接，居民党员自主嵌入网格结构不够，一线战斗堡垒“红色能量”激发不足。●基层党组织引领力弱化，社区治理体系有待完善通过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党组织成员意识淡薄，政治敏锐性不强，对基层党建缺乏认知和了解；少数社区工作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策部署研究不够、贯彻不力，思想和行动与大局不合拍；少数同志缺乏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重视不够，解决不力，对改革发展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一些社会矛盾警觉性不高，风险估计不足，遇到问题就事论事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深层次、多角度、根本上考虑和解决问题，基层党组织存在引领作用弱化的现象。社区党建往往只是作为社区工作的一部分单独开展，并24/2021.2未在各项工作中起到有效引领作用。社区党建存在组织涣散、架构松散、管理手段薄弱等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体系尚不完善，各方力量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党建活动覆盖面窄，社区治理服务水平有待精进通过调研发现，一些社区的党建活动覆盖面窄，主要服务对象是贫困家庭和特殊党员，主要面向社区中的特殊群体而不是面向全体辖区居民开展活动，特色党建工作停留在“点对点”或“点对片”层面，在普通居民心中影响力不大，与广大居民联系互动不够，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无法达到普惠所有辖区居民的目的。还有一些社区提供的服务以单方面供给的“填鸭式”服务居多，很少调查居民实际需求，与居民需求对接不够，服务水平存在滞后性。长此以往，必将严重损害社区党组织在居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阻碍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长效运行机制有待落地目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建立长效运行机制。任何治理模式，只有处于有效的监管之下，才能保证其良性运转。不可持续的社区治理模式必将失去生命力。从长远来看，建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长效运行机制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是推进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三、推进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创新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其中的关键是必须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将党建与社区治理相融合，推进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严格准入门槛，加强培训力度，加强社区专业化队伍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力资源“下沉”基层社区的动力基础与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我国社区人才总量缺乏。各个社区迫切需要文化层次较高，经过专业培训，懂得现代社区治理，熟悉市场经济的社会工作各类人才来充实社区治理工作，因此完善社区专业化队伍建设至关重要。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对此，要具体推进四个方面工作。一是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让社区工作人员“走出去”定期参加专题培训
和专业学习，推进社区现有工作人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不断增强其社区治理的能力和素质，以便向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二是提高“公益岗”入职社区的“门槛”，对“公益岗”人员进行入职前技能培训，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确保新入职的“公益岗”人员能满足新时代社区工作需要。三是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待遇标准，使他们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能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真正沉下心来从事社区工作。四是在社区中不断充实党员队伍，通过大力引进具有党员身份的人进入社区工作，或者在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中发展党员，不断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充实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发挥党员的带头和引领作用，从而不断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这样才能把居民群众团结起来，一起为推进社区有效治理作贡献。●强化基层党员管理手段，创建共享式信息平台基层党员管理手段对于基层党建至关重要。基层党员管理手段运用得好，有助于调动辖区内党员的积极性，发挥“失联”党员的潜在力量。各社区应根据自身特点明确社区党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制定符合社区实际的社区党建长期计划，并通过月度计划、季度计划等阶段性小目标，推动城市社区党建阶梯式上升发展。要做好党员管理、培训、教育工作，开展经常性学习教育，切实提高党员政治文化科技素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定期组织党员参加学习，开展集体活动。通过加强学习教育，让包括“失联”党员在内的辖区党员找到归属感，增强责任感，推动他们在社区治理中勇担当、善作为。同时，要促进区域内信息流通，保证信息流通渠道通畅，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整合各种党建资源，创新基层党建活动方式方法，拓展基层党建活动载体平台，丰富党建工作内容，增强基层党建工作活力。第一，要利用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途径，建立共享式网络新平台，推进信息化管理，将基层组织生活公开化、透明化，提高信息发布的效率。第二，利用好媒体工具，建立统一的党务平台和党政数据资源库，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向网络延伸，实现社区党建与居民的双向沟通，及时了解居民需求，实现供需互配。●瞄准党建与治理融合优势，打造“红色网格”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为民”，二者有着内在契合性。社区党建成熟的分级党组织架构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骨架，社区治理的诸多行政性事务可填充到骨架内分级开展，可操作性强。长春市委党校社区党组织可协调资源众多，而社区治理中资源需求量大，二者可形成完美的供求平衡。同时，社区治理经过多年探索已形成了成熟的“网格化”管理模式，社区党建可以此为依托，以落实党员网格责任制为抓手，按照“就亲、就近、就便”原则，确保每个网格都有党组织、每名党员都在网格中，建立网格党务治理清单，以科学组织动员、法治管理运行、精准民生服务、严格权责约束来推进网格战斗堡垒的有形有效覆盖，形成“小网格推动大党建、带动大治理”的红色结构。●发挥基层党支部“支点”作用，构建自治与共治联动体系在社区，基层党支部承担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角色，一方面需要将国家治理体系覆盖基层，另一方面代表社区居民进行合理的利益表达。因此，基层党支部的“媒介”作用使其成为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要加强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高标准建立一批有特色、有亮点的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基层党支部示范点，着力提升基层党支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其次，要建立基层党支部与社会协同参与治理的新模式，构建自治与共治联动机制。要完善基层党建网络体系，构建区委、街2021.2/
25ResearchonGovernance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发挥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1+1”大党委优势，推动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党建协作互补，推动社区党组织工作向新兴领域拓展，提高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构建完善的基层党建网络体系，推动基层党支部努力挖掘潜在的社会力量，激活社会机构和民间团体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带动社会各界组织共同担负起社区治理乃至社会治理的责任与使命。要以基层党建带动群建，将有效资源整合起来。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普遍迫切需要动员的资源有以下几个方面：联合辖区机关、高校、企业、社会团体等驻区单位；涉及社区治理各项具体工作的上级部门；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社区居民建立起来的联席会议机制。要充分发挥驻地单位、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协同作用，协商共议打造共建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共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创新服务载体，创建党建品牌，推进服务型社区建设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创新服务载体，发挥党组织优势，广泛调动辖区资源，形成“社区党委号召，多元主体参与”的良好局面。长春市庆丰社区以“党组织项目化服务”“区域化共建服务”和“党员亮身份”三种服务模式为载体，拓宽在职、在册党员联手服务群众渠26/2021.2道,实现与居民沟通零距离。服务载体的搭建，有助于社区各项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易于形成系统化的工作方针，该项举措为其他社区开展社区治理提供很好的借鉴。服务型社区建设还要以需求为导向，实地调研本辖区内的居民需求，创设满足本辖区居民需求的服务品牌，形成品牌效应，同时紧跟居民需求变化，动态更新品牌。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居民希望社区重点改善和强化的服务职能集中在事务性便捷需求、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物质需求、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社区党建特色品牌的创建也要以需求为导向，根据本辖区特点，推进党建特色品牌建设，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服务。长春市和平社区以“手拉手”系列活动形成社区党建特色品牌，通过“党建手拉手”“惠民手拉手”“幸福手拉手”等活动，着力做好社区党建工作、民生工程、困难群体帮扶工作；长春市庆丰社区以“四心”项目为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力量在扶贫、敬老、助小、睦邻四个方面开展服务工作，满足辖区居民多元化需求。●优化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确保社区治理模式运行长效稳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特点，需要有效整合辖区资源，调动辖区沉睡力量。若要保证这种社区治理模式的长效运行，必须构建涉及多元主体的监管与考核机制，把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各方力量纳入监管考核的全过程。在完善创新监督考评机制方面，需要完善社区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机制，完善社区党务、居务、财务、服务等信息公开机制，建立社区服务项目动态监督机制。同时充分运用社区信息化建设成果，探索建立电子监察系统，对职能部门、责任单位进行在线直接监督，全过程记录各级各部门服务流程和服务质效，做到监察情况定期通报。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或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与目标管理考核、服务人员年度考核挂钩。有序开展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工作情况的评议，对服务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服务情况的监督，切实维护居民民主权利与合法权益。总之，只有不断优化社区治理运行机制，才能保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的长效性。作者简介杨刘保，中共长春市委党校（长春市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与社会发展。责任编辑
张忠义
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的作?，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机制通过加强?区党建，统筹各?资源?量，守严守牢防控的关键阵地。随着防控转?常态化，武汉认真总结防控经验，通过党建引领?区治理的探索创新，逐步推?形成现代化基层治理的有效实践。突出组织联建，构建党建运?新体系。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组织架构的变化，着眼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的作?，应进?步突出政治功能，发挥组织优势，整合各类资源，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机制。在区县层?，成?城市基层党建?作领导?组，加强城市基层党建?作的组织实施、资源配置、督查指导。在街道层?，建?联建共建委员会，定期召开联席会，推动传统社区党建与驻区单位党建、新兴领域党建有效融合。在社区层?，全?推?党组织兼职委员制，聘请驻区单位、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的党员负责?为兼职委员，对需要协调解决的“?事”、关系民?福祉的“实事”、基层??解决的“难事”进?共议共商，不断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和战??。建设集党建数据收集分析、可视管理联通互动、基层党务在线管理等功能于?体的“灯塔—烟台智慧党建”平台，以信息化?段提升党的建设和组织?作。?前，在莱州市试点建设的1059个终端站点全部安装完成。第?个“1”，即开发建设?个实?性微信公众平台。重点依托“烟台党建”微信公众号，开发建设?上服务系统，为党员?部群众提供学习教育的“指尖加油站”和便捷服务的“掌上??通”。开设党群服务中?、党性教育基地等6个线上服务窗?，为党员群众提供地图导航、在线预约、政策查询等特?服务。“N”，就是开发建设多个应?性系统。探索建设“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智慧云平台”，把各级党群服务中???络连接起来、形成体系，解决好社情民意直通、?上预约服务等??实际问题。探索建设烟台市基层党建综合研判系统，加强对“灯塔—烟台党建在线”平台中数据信息的综合利?，实现以数促管、以数强?、以数资政。
多重嵌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
作者：王东杰
谢川豫
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06期
摘
要：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公共性的衰落，社区治理“碎片化”与党建“悬浮化”问题同时显现。党的政治优势和基层治理问题导向的有机结合成为破解之道。多重嵌入以党组织为轴心实现治理下移，从结构、功能、关系、认知四重维度嵌入社区治理，成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实践。其中，结构嵌入实现党的组织覆盖，为党建引领提供阵地;功能嵌入整合社区治理要素，激活社区功能;关系嵌入增进社会交往，挖掘社区社会资本;认知嵌入凝聚社区共同价值，重塑公共性。多重嵌入模式横向可以整合多种治理要素，纵向可以打破不同主体组织壁垒，促进政府、社会、个人良性互动，并持续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实现党组织对社区的全面引领和保障。多重嵌入拓展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是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可行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区治理;嵌入式党建;党建引领治理;多重嵌入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0）06-0075-1一、治理困局：社区治理“碎片化”与党建“悬浮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自1978年末至2018年末，城市数量增加了479个，建制镇增加了19121个，城镇化率提高了4166个百分点[1]。我国用40年左右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在这一加速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工作生活定居，新市民使城市的社会关系、人口结构、空间布局、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利益格局等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道路拥堵、大气污染、垃圾污水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出现，进一步加剧城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财、物的流动更加自由，計划经济时期行之有效的单位制管理模式日益式微，体制规范的空缺尚未填补，新的社会控制机制亟待建立与完善。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普遍降低，很多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离散，越来越多的个体“失联”“失控”，组织和单位相互平行而没有交集，基层社会成为由一个一个马赛克式拼接的、孤独的个人或小共同体组成的群岛式社会[2]。这种分化甚至分裂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治理成本的增加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减弱，公共性的衰落动摇了社会运行的根基，而且这种趋势本身具有随意性和盲目性，难以自发地愈合。
在缺少整合和共识基础的情况下，基层社区虽有社区之名，却呈现“碎片化”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一是权力主体碎片化。多主体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严重，协商配合机制缺失，交互程序繁琐复杂。二是机制功能碎片化。基层治理空转，缺少顶层设计和高位统筹，机制制度衔接不畅，既有叠加重复，也有漏洞盲区，导致社区治理遭遇“中梗阻”。三是社区资源碎片化。社区人、财、物等资源缺乏统一的规划与整合，过度透支、长期闲置、挤占挪用等情况并存，资源利用效益亟待提升。四是价值目标碎片化。不同群体对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多元，一方面，囿于参与渠道有限，有志于参与社区治理的个体、组织以及专业型社会力量难以进入;另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缺少沟通平台，加剧了其在社区治理问题中态度与行动上的撕裂。后单位时代，很多社区缺少了单位这一抓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似乎陷入泥淖，进退两难。
如何解决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学界和实务部门也一直在探索。曾有学者总结出政府主导式、市场主导式、社会自治式和专家参与式四种社区治理模式[3]，但每一种模式都带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政府主导式由于自身科层结构的限制，会导致层级之间、条条之间、条块之间的矛盾，且有限政府无法满足多元需求。市场主导式在配置资源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失灵问题，难以调和逐利性与公共性的矛盾。社会自治式虽在现阶段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公共意识欠缺、社会组织无序发展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互动配合机制不健全等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专家参与式并不能成为一种社区治理的独立模式，因为尽管专家可以提出科
学的意见建议，但始终是辅助性角色，无法成为基层治理的主导力量。在地方社区治理实践中，目前更多地采用“混合模式”，即政府、市场、社会、专家都参与其中。不过这种多元的共治，却容易出现主体失衡、相互掣肘、无谓消耗等问题，呈现出有组织的无序运行状态，缺少发挥联动、驱动作用的“轴”。从城市社区结构的异质性、资源的分散性、居民需求的多样性等特点来看，需要一个有强大整合能力的主体[4]引领才能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
基于这样的背景，社区治理对基层党组织的呼唤日益强烈。一方面，加强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既是贯彻落实党的政策、主张、决定的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党组织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治立场，具有中立的价值导向，致力于带领人民走向美好生活，契合了当前社区治理对超能主体的需求。与此同时，在单位制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与单位社会[5]相匹配的单位制党建[6]①尽管在特定领域依然发挥作用，但辐射范围已经急剧缩小，远远无法覆盖所有社会领域。党组织与基层社会发生脱嵌，基层党组织干劲不足、解决问题办法不多、社会动员乏力，在价值目标、平台搭建、机制建构、资源整合等方面出现“悬浮化”“缺位”“越位”等现象。这些问题不仅会削弱党委政府权威，而且会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仅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迫切要求，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
科学把握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坚持创新社会治理正确方向的前提，这是中西方城市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性政治制度差异[7]。而如何实现党对基层治理的引领？如何实现党建政治导向[8]与治理问题导向的有机结合？如何让党的制度优势为基层社会治理增能提效？这些是本研究着力解决的关键议题。
二、多重嵌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其引领的方式。无论是政治思想引领，还是生产生活引领，都需要一个供引领力发挥作用的适宜结构。当前，各地开展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一系列实践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如北京市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上海市的“滨江党建”、福建省福州市的“135社区党建”等。这些做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是怎样缝合党建、治理“两张皮”，实现党建对治理持续、有力、富有创造性地引领。本文以社会嵌入理论为学理视角，提出多重嵌入的分析框架，尝试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一个可行的学理论证和行动路径。
（一）社会嵌入理论的引入
嵌入是英文单词“Embeddedness”的译文，“嵌”在汉语中意为把较小的东西卡进较大东西的凹处[9]（p.1046），形象地呈现了两种事物的结合关系。Polanyi首次把嵌入带入新经济社会学并推动其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核心理论概念，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指出，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10]（p.39，50）。Granovetter进一步将这一重要思想具体化、实证化，强调具体的关系和关系结构（或称网络）可以产生信任，防止欺诈[11]（p.11），其中的关系和关系结构形
成了关于嵌入的两种分析形式，即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这也使社会嵌入理论真正得以应用起来，被用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及现象。后来，又有学者不断将社会嵌入理论进行完善和拓展，如Zukin、Dimaggio将嵌入形式分为结构型、认知型、政治型和文化型[12]（pp.10-14），分析了认知、政治、文化等对嵌入的影响。此外，社会嵌入理论也发生了理论的迁移，逐步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如商业网络研究者AinoHalinen和Jan-keTrnroos认为，企业依附于发生关联的网络，将嵌入划分为时间嵌入、空间嵌入、社会嵌入、政治嵌入、市场嵌入与技术嵌入等形式[13]。如今，嵌入理论的适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学领域，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分析工具。
（二）嵌入理论的适切性分析
嵌入并非简单的结合，嵌入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有机联系、互动耦合是嵌入的核心。那么，是否可以在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运用嵌入理论进行论证，将二者予以联结？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党建和治理两个主体，这是可以启动嵌入的基本前提;其次，城市社区治理的突破性发展，需要党建的驱动，两者具有嵌入的动力和共同目标;再次，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全面深入地进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既有结构之中，二者的结合不是概念化的，也不是物理性的简单叠加与组合，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动态发展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最后，党建嵌入治理机制，具有极强的实践价值，运用嵌入理论解读基层治理，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推动社区治理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创新。综上，运用嵌入理论分析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议题是可行的。
从已有研究来看，嵌入理论已经进入党建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孔娜娜、张大维提出了嵌入式党建，即党员嵌入或加入群众管理与服务組织，组成服务基层的集体行动单元，形成协商合作、多元参与的社区党建新方式[14]。杨日鹏则以北仑社区区域化党建为分析个案，认为政党嵌入社会治理有利于巩固和维持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整体治理，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15]。程熙进一步阐述了政党领导力通过嵌入式党建得以实现，即政党利用自身及社会精英掌握的资源，通过整合政党的内外部组织，把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16]。上述研究阐明了嵌入式党建的基本内涵、作用，并对嵌入式党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前述研究的关注点仍然是以政党为分析主体，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政党权威作为落脚点，未能对社会治理与党建二者如何相辅相成进行理论深挖。对此，有研究者向前延伸一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实现机制归纳为结构性嵌入，明确党建从主体、制度、目标三个方面嵌入社会治理[17]。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制度、实体的硬嵌入，也需要价值、目标等的软嵌入，而上述研究缺少对软嵌入的详细论证，且没有清晰阐释不同嵌入之间的有机联系。
运用嵌入理论进行学理分析的研究众多，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缺少对嵌入更加细致的内容填充，尽管这使嵌入理论有了广泛的解释力，为进行社会学诸多现象的分析提供了适切性的分析工具[18]，但分析工具的可用性更应该体现在对事物实质的挖掘上，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相关研究中进行适用和推广。
（三）多重嵌入分析框架的提出
对照嵌入理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被理解为党组织作为嵌入国家行政体系和社区地方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一方面依靠党组织自身的能动性来治理社区事务，另一方面作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成为连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中介，利用关系网凝聚多方主体的力量，共同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目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目标是否达成，首先取决于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情况，不仅要有实体、制度、机制方面的嵌入，也要有价值、理念、目标方面的嵌入。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提出多重嵌入的分析框架，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划分为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四个维度。结构嵌入是指党组织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组织要素嵌入既有的社区治理制度系统，实现党的组织体系与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形成一种新的关联结构。功能嵌入强调公共服务供给，在结构嵌入基础上实现对社区治理要素的统筹与整合以及对社区资源的调配与使用，实现党建功能与治理效能的双提升。关系嵌入是通过嵌入社区中各类主体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上，增进社会交往，提高社区参与水平。认知嵌入也可被称为价值嵌入，体现为组织内的成员对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与互惠合作的意愿，强调价值认知的趋同以及行为的协调协作[19]。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嵌入不是单纯的思想规训，而是在认可社区多元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区个体增强社区身份意识，提高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塑的目标。
四种嵌入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结构嵌入是基础，它把党组织体系嵌入于分散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实现勾连互嵌、结构重塑、组织再造，形成一轴多元、耦合互动的治理共同体结构;功能嵌入是载体，它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功能紧密融合，进而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公共服务，满足社区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化的需求;关系嵌入是关键，党员不再隐身，而是亮明身份，担当社区全体居民交往的联络员角色，黏合陌生社会裂缝、促进社会交往、建立起成员间的信任合作纽带;认知嵌入是内核，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深度融入当地文化圈，与区域文化、生态、习俗等融合，推动形成高度的价值契合，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
（一）社会嵌入理论的引入
嵌入是英文单词“Embeddedness”的译文，“嵌”在漢语中意为把较小的东西卡进较大东西的凹处[9]（p.1046），形象地呈现了两种事物的结合关系。Polanyi首次把嵌入带入新经济社会学并推动其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核心理论概念，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指出，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10]（p.39，50）。Granovetter进一步将这一重要思想具体化、实证化，强调具体的关系和关系结构（或称网络）可以产生信任，防止欺诈[11]（p.11），其中的关系和关系结构形成了关于嵌入的两种分析形式，即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这也使社会嵌入理论真正得以应用起来，被用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及现象。后来，又有学者不断将社会嵌入理论进行完善和拓展，如Zukin、Dimaggio将嵌入形式分为结构型、认知型、政治型和文化型[12]
（pp.10-14），分析了认知、政治、文化等对嵌入的影响。此外，社会嵌入理论也发生了理论的迁移，逐步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如商业网络研究者AinoHalinen和Jan-keTrnroos认为，企业依附于发生关联的网络，将嵌入划分为时间嵌入、空间嵌入、社会嵌入、政治嵌入、市场嵌入与技术嵌入等形式[13]。如今，嵌入理论的适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学领域，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分析工具。
（二）嵌入理论的适切性分析
嵌入并非简单的结合，嵌入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有机联系、互动耦合是嵌入的核心。那么，是否可以在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运用嵌入理论进行论证，将二者予以联结？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党建和治理两个主体，这是可以启动嵌入的基本前提;其次，城市社区治理的突破性发展，需要党建的驱动，两者具有嵌入的动力和共同目标;再次，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全面深入地进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既有结构之中，二者的结合不是概念化的，也不是物理性的简单叠加与组合，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动态发展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最后，党建嵌入治理机制，具有极强的实践价值，运用嵌入理论解读基层治理，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推动社区治理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创新。综上，运用嵌入理论分析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议题是可行的。
从已有研究来看，嵌入理论已经进入党建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孔娜娜、张大维提出了嵌入式党建，即党员嵌入或加入群众管理与服务组织，组成服务基层的集体行动单元，形成协商合作、多元参与的社区党建新方式[14]。杨日鹏则以北仑社区区域化党建为分析个案，认为政党嵌入社会治理有利于巩固和维持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整体治理，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15]。程熙进一步阐述了政党领导力通过嵌入式党建得以实现，即政党利用自身及社会精英掌握的资源，通过整合政党的内外部组织，把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16]。上述研究阐明了嵌入式党建的基本内涵、作用，并对嵌入式党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前述研究的关注点仍然是以政党为分析主体，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政党权威作为落脚点，未能对社会治理与党建二者如何相辅相成进行理论深挖。对此，有研究者向前延伸一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实现机制归纳为结构性嵌入，明确党建从主体、制度、目标三个方面嵌入社会治理[17]。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制度、实体的硬嵌入，也需要价值、目标等的软嵌入，而上述研究缺少对软嵌入的详细论证，且没有清晰阐释不同嵌入之间的有机联系。
运用嵌入理论进行学理分析的研究众多，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缺少对嵌入更加细致的内容填充，尽管这使嵌入理论有了广泛的解释力，为进行社会学诸多现象的分析提供了适切性的分析工具[18]，但分析工具的可用性更应该体现在对事物实质的挖掘上，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相关研究中进行适用和推广。
（三）多重嵌入分析框架的提出
对照嵌入理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被理解为党组织作为嵌入国家行政体系和社区地方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一方面依靠党组织自身的能动性来治理社区事务，另一方面作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成为连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中介，利用关系网凝聚多方主体的力量，共同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目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目标是否达成，首先取决于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情况，不仅要有实体、制度、机制方面的嵌入，也要有价值、理念、目标方面的嵌入。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提出多重嵌入的分析框架，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划分为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四个维度。结构嵌入是指党组织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组织要素嵌入既有的社区治理制度系统，实现党的组织体系与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形成一种新的关联结构。功能嵌入强调公共服务供给，在结构嵌入基础上实现对社区治理要素的统筹与整合以及对社区资源的调配与使用，实现党建功能与治理效能的双提升。关系嵌入是通过嵌入社区中各类主体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上，增进社会交往，提高社区参与水平。认知嵌入也可被称为价值嵌入，体现为组织内的成员对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与互惠合作的意愿，强调价值认知的趋同以及行为的协调协作[19]。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嵌入不是单纯的思想规训，而是在认可社区多元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区个体增强社区身份意识，提高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塑的目标。
四种嵌入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结构嵌入是基础，它把党组织体系嵌入于分散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实现勾连互嵌、结构重塑、组织再造，形成一轴多元、耦合互动的治理共同体结构;功能嵌入是载体，它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功能紧密融合，进而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公共服务，满足社区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化的需求;关系嵌入是关键，党员不再隐身，而是亮明身份，担当社区全体居民交往的联络员角色，黏合陌生社会裂缝、促进社会交往、建立起成员间的信任合作纽带;认知嵌入是内核，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深度融入当地文化圈，与区域文化、生态、习俗等融合，推动形成高度的价值契合，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
（一）社会嵌入理论的引入
嵌入是英文单词“Embeddedness”的译文，“嵌”在汉语中意为把较小的东西卡进较大东西的凹处[9]（p.1046），形象地呈现了两种事物的结合关系。Polanyi首次把嵌入带入新经济社会学并推动其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核心理论概念，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指出，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10]（p.39，50）。Granovetter进一步将这一重要思想具体化、实证化，强调具体的关系和关系结构（或称网络）可以产生信任，防止欺诈[11]（p.11），其中的关系和关系结构形成了关于嵌入的两种分析形式，即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这也使社会嵌入理论真正得以应用起来，被用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及现象。后来，又有学者不断将社会嵌入理论进行完善和拓展，如Zukin、Dimaggio将嵌入形式分为结构型、认知型、政治型和文化型[12]（pp.10-14），分析了认知、政治、文化等对嵌入的影响。此外，社会嵌入理论也发生了理论的迁移，逐步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如商业网络研究者AinoHalinen和Jan-keTrnroos认为，企业依附于发生关联的网络，将嵌入划分为时间嵌入、空间嵌入、社会嵌入、政治嵌入、市场嵌入与技术嵌入等形式[13]。如今，嵌入理论的适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学领域，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分析工具。
（二）嵌入理论的适切性分析
嵌入并非简单的结合，嵌入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有机联系、互动耦合是嵌入的核心。那么，是否可以在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运用嵌入理论进行论证，将二者予以联结？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党建和治理两个主体，这是可以启动嵌入的基本前提;其次，城市社区治理的突破性发展，需要党建的驱动，两者具有嵌入的动力和共同目标;再次，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全面深入地进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既有结构之中，二者的结合不是概念化的，也不是物理性的简单叠加与组合，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动态发展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最后，党建嵌入治理机制，具有极强的实践价值，运用嵌入理论解读基层治理，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推动社区治理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创新。综上，运用嵌入理论分析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议题是可行的。
从已有研究来看，嵌入理论已经进入党建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孔娜娜、张大维提出了嵌入式党建，即党员嵌入或加入群众管理与服务组织，组成服务基层的集体行动单元，形成协商合作、多元参与的社区党建新方式[14]。杨日鹏则以北仑社区区域化党建为分析个案，认为政党嵌入社会治理有利于巩固和维持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整体治理，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15]。程熙进一步阐述了政党领导力通过嵌入式党建得以实现，即政党利用自身及社会精英掌握的资源，通过整合政党的内外部组织，把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16]。上述研究阐明了嵌入式党建的基本内涵、作用，并对嵌入式党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前述研究的关注点仍然是以政党为分析主体，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政党权威作为落脚点，未能对社会治理与党建二者如何相辅相成进行理论深挖。对此，有研究者向前延伸一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实现机制归纳为结构性嵌入，明确党建从主体、制度、目标三个方面嵌入社会治理[17]。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制度、实体的硬嵌入，也需要价值、目标等的软嵌入，而上述研究缺少对软嵌入的详细论证，且没有清晰阐释不同嵌入之间的有机联系。
运用嵌入理论进行学理分析的研究众多，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缺少对嵌入更加细致的内容填充，尽管这使嵌入理论有了广泛的解释力，为进行社会学诸多现象的分析提供了适切性的分析工具[18]，但分析工具的可用性更应该体现在对事物实质的挖掘上，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相關研究中进行适用和推广。
（三）多重嵌入分析框架的提出
对照嵌入理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被理解为党组织作为嵌入国家行政体系和社区地方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一方面依靠党组织自身的能动性来治理社区事务，另一方面作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成为连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中介，利用关系网凝聚多方
主体的力量，共同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目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目标是否达成，首先取决于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情况，不仅要有实体、制度、机制方面的嵌入，也要有价值、理念、目标方面的嵌入。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提出多重嵌入的分析框架，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划分为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四个维度。结构嵌入是指党组织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组织要素嵌入既有的社区治理制度系统，实现党的组织体系与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形成一种新的关联结构。功能嵌入强调公共服务供给，在结构嵌入基础上实现对社区治理要素的统筹与整合以及对社区资源的调配与使用，实现党建功能与治理效能的双提升。关系嵌入是通过嵌入社区中各类主体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上，增进社会交往，提高社区参与水平。认知嵌入也可被称为价值嵌入，体现为组织内的成员对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与互惠合作的意愿，强调价值认知的趋同以及行为的协调协作[19]。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嵌入不是单纯的思想规训，而是在认可社区多元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区个体增强社区身份意识，提高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塑的目标。
四种嵌入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结构嵌入是基础，它把党组织体系嵌入于分散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实现勾连互嵌、结构重塑、组织再造，形成一轴多元、耦合互动的治理共同体结构;功能嵌入是载体，它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功能紧密融合，进而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公共服务，满足社区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化的需求;关系嵌入是关键，党员不再隐身，而是亮明身份，担当社区全体居民交往的联络员角色，黏合陌生社会裂缝、促进社会交往、建立起成员间的信任合作纽带;认知嵌入是内核，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深度融入当地文化圈，与区域文化、生态、习俗等融合，推动形成高度的价值契合，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
（一）社会嵌入理论的引入
嵌入是英文单词“Embeddedness”的译文，“嵌”在汉语中意为把较小的东西卡进较大东西的凹处[9]（p.1046），形象地呈现了两种事物的结合关系。Polanyi首次把嵌入带入新经济社会学并推动其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核心理论概念，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指出，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10]（p.39，50）。Granovetter进一步将这一重要思想具体化、实证化，强调具体的关系和关系结构（或称网络）可以产生信任，防止欺诈[11]（p.11），其中的关系和关系结构形成了关于嵌入的两种分析形式，即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这也使社会嵌入理论真正得以应用起来，被用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及现象。后来，又有学者不断将社会嵌入理论进行完善和拓展，如Zukin、Dimaggio将嵌入形式分为结构型、认知型、政治型和文化型[12]（pp.10-14），分析了认知、政治、文化等对嵌入的影响。此外，社会嵌入理论也发生了理论的迁移，逐步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如商业网络研究者AinoHalinen和Jan-keTrnroos认为，企业依附于发生关联的网络，将嵌入划分为时间嵌入、空间嵌入、社会嵌入、政治嵌入、市场嵌入与技术嵌入等形式[13]。如今，嵌入理论的适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学领域，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分析工具。
（二）嵌入理论的适切性分析
嵌入并非简单的结合，嵌入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有机联系、互动耦合是嵌入的核心。那么，是否可以在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运用嵌入理论进行论证，将二者予以联结？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党建和治理两个主体，这是可以启动嵌入的基本前提;其次，城市社区治理的突破性发展，需要党建的驱动，两者具有嵌入的动力和共同目标;再次，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全面深入地进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既有结构之中，二者的结合不是概念化的，也不是物理性的简单叠加与组合，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动态发展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最后，党建嵌入治理机制，具有极强的实践价值，运用嵌入理论解读基层治理，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推动社区治理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创新。综上，运用嵌入理论分析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议题是可行的。
从已有研究来看，嵌入理论已经进入党建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孔娜娜、张大维提出了嵌入式党建，即党员嵌入或加入群众管理与服务组织，组成服务基层的集体行动单元，形成协商合作、多元参与的社区党建新方式[14]。杨日鹏则以北仑社区区域化党建为分析个案，认为政党嵌入社会治理有利于巩固和维持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整体治理，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15]。程熙进一步阐述了政党领导力通过嵌入式党建得以实现，即政党利用自身及社会精英掌握的资源，通过整合政党的内外部组织，把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16]。上述研究阐明了嵌入式党建的基本内涵、作用，并对嵌入式党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前述研究的关注点仍然是以政党为分析主体，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政党权威作为落脚点，未能对社会治理与党建二者如何相辅相成进行理论深挖。对此，有研究者向前延伸一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实现机制归纳为结构性嵌入，明确党建从主体、制度、目标三个方面嵌入社会治理[17]。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制度、实体的硬嵌入，也需要价值、目标等的软嵌入，而上述研究缺少对软嵌入的详细论证，且没有清晰阐释不同嵌入之间的有机联系。
运用嵌入理论进行学理分析的研究众多，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缺少对嵌入更加细致的内容填充，尽管这使嵌入理论有了广泛的解释力，为进行社会学诸多现象的分析提供了适切性的分析工具[18]，但分析工具的可用性更应该体现在对事物实质的挖掘上，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相关研究中进行适用和推广。
（三）多重嵌入分析框架的提出
对照嵌入理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被理解为党组织作为嵌入国家行政体系和社区地方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一方面依靠党组织自身的能动性来治理社区事务，另一方面作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成为连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中介，利用关系网凝聚多方主体的力量，共同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目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目标是否达成，首先取决于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情况，不仅要有实體、制度、机制方面的嵌入，也要有价值、理念、目标方面的嵌入。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提出多重嵌入的分析框架，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划分为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四个维度。
结构嵌入是指党组织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组织要素嵌入既有的社区治理制度系统，实现党的组织体系与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形成一种新的关联结构。功能嵌入强调公共服务供给，在结构嵌入基础上实现对社区治理要素的统筹与整合以及对社区资源的调配与使用，实现党建功能与治理效能的双提升。关系嵌入是通过嵌入社区中各类主体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上，增进社会交往，提高社区参与水平。认知嵌入也可被称为价值嵌入，体现为组织内的成员对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与互惠合作的意愿，强调价值认知的趋同以及行为的协调协作[19]。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嵌入不是单纯的思想规训，而是在认可社区多元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区个体增强社区身份意识，提高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塑的目标。
四种嵌入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结构嵌入是基础，它把党组织体系嵌入于分散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实现勾连互嵌、结构重塑、组织再造，形成一轴多元、耦合互动的治理共同体结构;功能嵌入是载体，它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功能紧密融合，进而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公共服务，满足社区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化的需求;关系嵌入是关键，党员不再隐身，而是亮明身份，担当社区全体居民交往的联络员角色，黏合陌生社会裂缝、促进社会交往、建立起成员间的信任合作纽带;认知嵌入是内核，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深度融入当地文化圈，与区域文化、生态、习俗等融合，推动形成高度的价值契合，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
（一）社会嵌入理论的引入
嵌入是英文单词“Embeddedness”的译文，“嵌”在汉语中意为把较小的东西卡进较大东西的凹处[9]（p.1046），形象地呈现了两种事物的结合关系。Polanyi首次把嵌入带入新经济社会学并推动其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核心理论概念，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指出，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10]（p.39，50）。Granovetter进一步将这一重要思想具体化、实证化，强调具体的关系和关系结构（或称网络）可以产生信任，防止欺诈[11]（p.11），其中的关系和关系结构形成了关于嵌入的两种分析形式，即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这也使社会嵌入理论真正得以应用起来，被用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及现象。后来，又有学者不断将社会嵌入理论进行完善和拓展，如Zukin、Dimaggio将嵌入形式分为结构型、认知型、政治型和文化型[12]（pp.10-14），分析了认知、政治、文化等对嵌入的影响。此外，社会嵌入理论也发生了理论的迁移，逐步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如商业网络研究者AinoHalinen和Jan-keTrnroos认为，企业依附于发生关联的网络，将嵌入划分为时间嵌入、空间嵌入、社会嵌入、政治嵌入、市场嵌入与技术嵌入等形式[13]。如今，嵌入理论的适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学领域，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分析工具。
（二）嵌入理论的适切性分析
嵌入并非简单的结合，嵌入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有机联系、互动耦合是嵌入的核心。那么，是否可以在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运用嵌入理论进行论证，将二者予以联结？答案是肯定
的。首先，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党建和治理两个主体，这是可以启动嵌入的基本前提;其次，城市社区治理的突破性发展，需要党建的驱动，两者具有嵌入的动力和共同目标;再次，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全面深入地进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既有結构之中，二者的结合不是概念化的，也不是物理性的简单叠加与组合，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动态发展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最后，党建嵌入治理机制，具有极强的实践价值，运用嵌入理论解读基层治理，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推动社区治理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创新。综上，运用嵌入理论分析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议题是可行的。
从已有研究来看，嵌入理论已经进入党建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孔娜娜、张大维提出了嵌入式党建，即党员嵌入或加入群众管理与服务组织，组成服务基层的集体行动单元，形成协商合作、多元参与的社区党建新方式[14]。杨日鹏则以北仑社区区域化党建为分析个案，认为政党嵌入社会治理有利于巩固和维持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整体治理，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15]。程熙进一步阐述了政党领导力通过嵌入式党建得以实现，即政党利用自身及社会精英掌握的资源，通过整合政党的内外部组织，把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16]。上述研究阐明了嵌入式党建的基本内涵、作用，并对嵌入式党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前述研究的关注点仍然是以政党为分析主体，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政党权威作为落脚点，未能对社会治理与党建二者如何相辅相成进行理论深挖。对此，有研究者向前延伸一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实现机制归纳为结构性嵌入，明确党建从主体、制度、目标三个方面嵌入社会治理[17]。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制度、实体的硬嵌入，也需要价值、目标等的软嵌入，而上述研究缺少对软嵌入的详细论证，且没有清晰阐释不同嵌入之间的有机联系。
运用嵌入理论进行学理分析的研究众多，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缺少对嵌入更加细致的内容填充，尽管这使嵌入理论有了广泛的解释力，为进行社会学诸多现象的分析提供了适切性的分析工具[18]，但分析工具的可用性更应该体现在对事物实质的挖掘上，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相关研究中进行适用和推广。
（三）多重嵌入分析框架的提出
对照嵌入理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被理解为党组织作为嵌入国家行政体系和社区地方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一方面依靠党组织自身的能动性来治理社区事务，另一方面作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成为连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中介，利用关系网凝聚多方主体的力量，共同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目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目标是否达成，首先取决于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情况，不仅要有实体、制度、机制方面的嵌入，也要有价值、理念、目标方面的嵌入。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提出多重嵌入的分析框架，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划分为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四个维度。结构嵌入是指党组织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组织要素嵌入既有的社区治理制度系统，实现党的组织体系与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形成一种新的关联结构。功能嵌入强调公共服务供给，在结构嵌入基础上实现对社区治理要素的统筹与整合以及对社区资源的调配与使用，实现党建功
能与治理效能的双提升。关系嵌入是通过嵌入社区中各类主体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上，增进社会交往，提高社区参与水平。认知嵌入也可被称为价值嵌入，体现为组织内的成员对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与互惠合作的意愿，强调价值认知的趋同以及行为的协调协作[19]。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嵌入不是单纯的思想规训，而是在认可社区多元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区个体增强社区身份意识，提高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塑的目标。
四种嵌入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结构嵌入是基础，它把党组织体系嵌入于分散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实现勾连互嵌、结构重塑、组织再造，形成一轴多元、耦合互动的治理共同体结构;功能嵌入是载体，它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功能紧密融合，进而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公共服务，满足社区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化的需求;关系嵌入是关键，党员不再隐身，而是亮明身份，担当社区全体居民交往的联络员角色，黏合陌生社会裂缝、促进社会交往、建立起成员间的信任合作纽带;认知嵌入是内核，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深度融入当地文化圈，与区域文化、生态、习俗等融合，推动形成高度的价值契合，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
（一）社会嵌入理论的引入
嵌入是英文单词“Embeddedness”的译文，“嵌”在汉语中意为把较小的东西卡进较大东西的凹处[9]（p.1046），形象地呈现了两种事物的结合关系。Polanyi首次把嵌入带入新经济社会学并推动其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核心理论概念，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指出，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10]（p.39，50）。Granovetter进一步将这一重要思想具体化、实证化，强调具体的关系和关系结构（或称网络）可以产生信任，防止欺诈[11]（p.11），其中的关系和关系结构形成了关于嵌入的两种分析形式，即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这也使社会嵌入理论真正得以应用起来，被用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及现象。后来，又有学者不断将社会嵌入理论进行完善和拓展，如Zukin、Dimaggio将嵌入形式分为结构型、认知型、政治型和文化型[12]（pp.10-14），分析了认知、政治、文化等对嵌入的影响。此外，社会嵌入理论也发生了理论的迁移，逐步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如商业网络研究者AinoHalinen和Jan-keTrnroos认为，企业依附于发生关联的网络，将嵌入划分为时间嵌入、空间嵌入、社会嵌入、政治嵌入、市场嵌入与技术嵌入等形式[13]。如今，嵌入理论的适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学领域，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分析工具。
（二）嵌入理论的适切性分析
嵌入并非简单的结合，嵌入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有机联系、互动耦合是嵌入的核心。那么，是否可以在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运用嵌入理论进行论证，将二者予以联结？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党建和治理两个主体，这是可以启动嵌入的基本前提;其次，城市社区治理的突破性发展，需要党建的驱动，两者具有嵌入的动力和共同目标;再次，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全面深入地进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既有结构之中，二者的结合不
是概念化的，也不是物理性的简单叠加与组合，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动态发展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最后，党建嵌入治理机制，具有极强的实践价值，运用嵌入理论解读基层治理，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推动社区治理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创新。综上，运用嵌入理论分析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议题是可行的。
从已有研究来看，嵌入理论已经进入党建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孔娜娜、张大维提出了嵌入式党建，即党员嵌入或加入群众管理与服务组织，组成服务基层的集體行动单元，形成协商合作、多元参与的社区党建新方式[14]。杨日鹏则以北仑社区区域化党建为分析个案，认为政党嵌入社会治理有利于巩固和维持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整体治理，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15]。程熙进一步阐述了政党领导力通过嵌入式党建得以实现，即政党利用自身及社会精英掌握的资源，通过整合政党的内外部组织，把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16]。上述研究阐明了嵌入式党建的基本内涵、作用，并对嵌入式党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前述研究的关注点仍然是以政党为分析主体，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政党权威作为落脚点，未能对社会治理与党建二者如何相辅相成进行理论深挖。对此，有研究者向前延伸一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实现机制归纳为结构性嵌入，明确党建从主体、制度、目标三个方面嵌入社会治理[17]。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制度、实体的硬嵌入，也需要价值、目标等的软嵌入，而上述研究缺少对软嵌入的详细论证，且没有清晰阐释不同嵌入之间的有机联系。
运用嵌入理论进行学理分析的研究众多，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缺少对嵌入更加细致的内容填充，尽管这使嵌入理论有了广泛的解释力，为进行社会学诸多现象的分析提供了适切性的分析工具[18]，但分析工具的可用性更应该体现在对事物实质的挖掘上，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相关研究中进行适用和推广。
（三）多重嵌入分析框架的提出
对照嵌入理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被理解为党组织作为嵌入国家行政体系和社区地方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一方面依靠党组织自身的能动性来治理社区事务，另一方面作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成为连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中介，利用关系网凝聚多方主体的力量，共同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目标。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目标是否达成，首先取决于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情况，不仅要有实体、制度、机制方面的嵌入，也要有价值、理念、目标方面的嵌入。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提出多重嵌入的分析框架，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划分为结构嵌入、功能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四个维度。结构嵌入是指党组织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组织要素嵌入既有的社区治理制度系统，实现党的组织体系与社区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形成一种新的关联结构。功能嵌入强调公共服务供给，在结构嵌入基础上实现对社区治理要素的统筹与整合以及对社区资源的调配与使用，实现党建功能与治理效能的双提升。关系嵌入是通过嵌入社区中各类主体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上，增进社会交往，提高社区参与水平。认知嵌入也可被称为价值嵌入，体现为组织内的成员对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与互惠合作的意愿，强调价值认知的趋同以及行为的协
调协作[19]。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嵌入不是单纯的思想规训，而是在认可社区多元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区个体增强社区身份意识，提高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塑的目标。
四种嵌入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结构嵌入是基础，它把党组织体系嵌入于分散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实现勾连互嵌、结构重塑、组织再造，形成一轴多元、耦合互动的治理共同体结构;功能嵌入是载体，它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功能紧密融合，进而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公共服务，满足社区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化的需求;关系嵌入是关键，党员不再隐身，而是亮明身份，担当社区全体居民交往的联络员角色，黏合陌生社会裂缝、促进社会交往、建立起成员间的信任合作纽带;认知嵌入是内核，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深度融入当地文化圈，与区域文化、生态、习俗等融合，推动形成高度的价值契合，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典型经验材料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典型经验：
党建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动力。在某社区的党建引领下，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的作用，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深得居民支持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典型经验。
该社区的党建是牢固的，有一支肯干、有情怀、有活力的党组织和一支积极参与、有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志愿者队伍。他们紧密配合，共同负责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
该社区的治理模式突出特色，包括流程化、便利化、人性化的社区管理，实现了以服务为中心、以民为本的管理思想。该社区建立了完善的工作制度，如居民委员会、文明创建委员会、护航站、志愿者队伍等，实现了各项工作快速高效的开展。
该社区的党建还充分发挥了居民自治的作用，吸纳了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例如，策划开展“共建和谐家园”家庭亲子活动，志愿者们制作并发放宣传手册，把亲子阅读等活动带到社区和家庭中；成立流动书吧，鼓励居民阅读，实现了社区资源的共享和优化。在此过程中，居民们越来越融入社区治理的事务中，提高了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实现了志愿服务的良好交互效应。
该社区的党建还建立了多维的监督机制，保障了社区治理的公平公正。例如，建立了“三重监督”机制，即党小组、文明志愿
者队伍和居委会三者相互监督、制约，防止权力滥用、损害民生的情况发生。同时，积极运用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依托微信公众号、社区服务热线等，实现对社区工作的实时监督，保证了社区治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该社区的治理模式已获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认可，成为了一种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社区治理经验。诸多社区陆续学习借鉴其治理模式。
在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通过不断突破传统模式、倡导文明作风、提升民生服务等措施切实增强了居民的安全感和获得感，同时也推进了社会和谐与进步。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园社区为例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园社区作为典型的村改社区，在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迅速形成社区协同响应机制，在有序有效开展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力推动复工复产，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要做法
南园社区位于南山区南山街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基础设施旧、环境品质差，与南山建设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的发展目标不匹配。2017年，南山区委区政府以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为契机，紧紧抓住社区党委这个关键，一手抓好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一手抓好社区党组织作用发挥，运用“一线工作法”，借助“互联网+”科技手段，在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南山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注不同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需要，以党建为引领
破解各个群体的最大难题、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一是抓住原住民最强关切，推动股份合作公司健康发展。近年来，南山区大力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综合治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健康持续发展。如在南园社区，南山区委区政府紧紧围绕选好股份公司领头人这个关键，采取由社区党委牵头负责、党支部具体落实、党员包干到户的方式推进换届工作。换届工作完成后，又立足股民最关心的问题，妥善处理上届班子的遗留问题，推动南山街道首例资产租赁交易——南园新村工业厂房1号楼物业顺利在深圳联交所挂牌公开招租，促成最终成交价溢价81%。在切实为股民带来了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为股份合作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二是关注外来人口最大诉求，筑牢村改社区基本安全保障。以南园社区为例，外来人口租住形态已经逐步由工友合租向家庭独租发展，社区里老人孩子多了、生活气息浓了，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特别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园社区党委直面外来人员的这一最大诉求，充分发挥智能大数据平台和群防群治队伍的联动作用，进行实时采集数据、实时指挥和呼叫，实现社区一级的群防群治动态管理和一呼百应，实现刑事、治安案件数量同比下降20.3%，侦破率提升80%，其中路面案件100%侦破，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率98.6%，消防建档
386家，隐患整改898处，救助老人和儿童48人，为社区居民营造了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三是聚焦社区人共同愿望，促进社区新老居民社会融合。作为一个流动人口占比高达91%的城中村社区，推动新老南园人融合，让外来人口住下来、融进来是实现社区善治、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南园社区党委立足一个“融”字，拓展公共空间，开展公共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深化社区居民融合。社区打造720平方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按照精准、精细、精心的标准，最大限度地把空间留给居民，增设棋牌室、工会活动室、党建书吧，让居民愿意进来、留得下来、还想再来。党群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快递收取服务，引入健康检测医疗器材让居民免费体检，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元需求，营造来了就是南园人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坚持以社区党委为重点，健全社区基层党组织体系，提升组织力。以南园社区为例，作为典型的带有农城化股份合作公司的村改社区，社区党委一度存在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南园社区多策并举：一是强化社区党委领导地位。深化政经分开改革，进一步厘清社区党委与股份合作公司的关系，社区党委书记兼任股份合作公司监事会主席。社区党委也积极谋划新的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解决现有
党群服务中心仍为股份合作公司无偿提供物业的问题。着力选拔政治过硬、群众威信高的优秀干部任党委书记，并通过“小社区·大舞台”等精品特色社区建设中的品牌活动提升社区党委书记党建治理服务工作的能力，强化社区党委的政治功能。南山区还选派街道处级干部担任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协助社区党委班子抓党建工作，提升社区党委综合能力。二是完善党在社区基层组织体系。在夯实社区党委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南山区积极优化社区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为提升社区党建整体效能提供组织支撑。如南园社区就在分设股份合作公司党支部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党支部第一支部、第二支部的同时，积极推动基层党组织向两新领域延伸，先后成立小逗号幼儿园党支部、南山区粤剧团党支部等，并在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的任务中设立临时党支部、孵化两新党支部，不断完善和优化社区基层党组织体系。三是提升社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南园社区以农城化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为契机，创新由社区党委牵头负责、党支部具体落实、党小组分片负责、党员包干到户的方式推进换届工作的机制，即根据换届需要成立5个党小组，从58名股民党员中精挑细选10名党小组负责人，将500多名股民划分入5个党小组进行责任包干，做到关键岗位有党员领着、关键环节有党员把着、关键时刻有党员顶着。换
届选举结束后，南园社区从这些经验做法中萃取长效机制，在疫情防控等工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以党组织带动各类组织、各种资源破解社区难点困点问题。南山区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一方面强调党的组织优势在社区治理的发挥，另一方面着力用党的资源撬动社会资源，用体制内组织带动体制外组织，避免党组织单打独斗、包办代替。如在南园社区，一是聚焦难点问题，凝聚社区治理最大合力。南园社区治理首先面临社会治安问题，街道党工委以解决南园社区治安问题为突破口，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如开展“警务+综合治理”工程，南园警务室也叫“蔡坤海警务室”，1700多人的群防队伍配备“一呼百应”终端，实现了社区治安治理的专业化、社会化、智能化。还将人民调解组织下到小区、建到楼栋，随时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二是集聚各类组织，营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通过广泛发动社会参与，南山街道与南山公安分局、社区党委等合力打造多支基层治理新队伍。依托股份公司开展摸底排查，梳理出935名业主，由社区民警与业主逐个签订房屋租赁管理责任状，压实业主在消防、房屋租赁方面的法律责任；培育了平安南园促进会、社区楼栋长服务站和魅力南园志愿服务队等社会组织，协助社区民警管好人和屋，协助社区党委开展好
社区探访、市容环境提升等服务；搭建居民自治共治平台，设立社区专员，用好居民议事会，组织居民共同制定南园社区居民公约。三是用好各类资源，提升社区治理服务能力。南园社区党委依托民生微实事，开展“魅力南园”系列特色项目，如周末唱演等项目，丰富来深建设者及其家庭的业余生活，提供其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促进社区融合。开展“粤韵聚乡情”“流金岁月·榕树下的人与物”等文化传承活动，在活动中提升治理服务能力、凝聚家国家园情怀。
坚持资源管理服务下沉到社区，以“一线工作法”内化社区党员做好群众工作的意识与能力。南山区在基层工作中创新群众工作的“一线工作法”，这一工作法在南园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中得到实践检验。一是力量资源下沉到一线。在南园社区，选派街道武装部长任社区党委“第一书记”，选派一名社区民警兼任副书记；抽调街道干部到社区指导和开展社区换届，联动公安部门及时应对换届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聘请法律顾问全程协助公司章程修订、梳理选举程序等工作，保障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开展。二是发挥模范作用在一线。注重党员干部冲锋在一线，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关键岗位有党员领着、关键环节有党员把着、关键时刻有党员顶着。在股份合作公司换届中累计召开党支部
会议、党小组会议30余场，个别约谈股民100多人，广泛听取股民意见，促使股民从不理解、不支持转变到主动理解和主动支持。10名党小组负责人在换届攻坚中冲在一线、锻炼成长在一线，在民意测评中获得党员群众充分肯定，其中5人成为了新一届班子成员。三是回应群众诉求在一线。在股份公司候选人遴选过程中，以党小组为单位发动股民推荐候选人至社区党委，召开党员大会对16名候选人推荐人进行党员民意测评，最终综合民意测评情况并经党工委充分酝酿考察确定正式候选人，确保新班子候选人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群众威望。同时，在修订公司章程、制定“三会”选举办法过程中，通过召开党员会议、组织股民见面会、约谈股民等方式，广泛征求股民意见。四是联系服务群众在一线。社区党委联合股份合作公司党支部，在政府搭建沟通平台下，最终促成股份公司与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开展人才公寓建设运营项目，切实为股份公司发展和股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坚持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支撑，用“互联网+”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南山区近年来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中立足科技强区的先天优势，以“互联网+党建”“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服务”的方式，提高城市管理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一是做强“互
联网+党建”。南山早在2013年就开展智慧党建平台建设试点，并于2017年推广到全市。智慧党建系统直连直通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使基层党组织情况一捅到天、上级工作部署一插到底，在实现党务工作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同时，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有了新的装备和隐形翅膀。二是做实“互联网+治理”。南山区委区政府积极以南山（警务）数据中心为中枢，全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如在南园社区建立“视频+人脸识别”平台，在巷道和出入口布点建设智能识别、消防探头等前端采集设备，在每栋楼安装视频门禁系统，目前共建成和投入使用视频门禁系统600套、人脸识别625套、车牌识别6套、球机6套，安装高清探头1864个、智能消防探测器390个、烟感喷淋2394个，日均采集人脸信息10万多条、车牌信息5000多条。同时，将各项数据以图层叠加的方式全部汇聚到云平台，并在社区应急指挥室进行可视化展示，建立大数据体系，形成社区大脑。三是做细“互联网+服务”。南园社区借助科技手段做实做细社区服务，积极推广南山区科技便民平台——24小时自助便民服务区和智慧南山App，居民可自助办理户政、出入境、交管等业务，已经设立自助服务平台56个、“签易注”一体机96台，居民自助办证49.5万次，受理户政业务9420次、交警业
务4202次。
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成效在疫情防控中的体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对于最基层的社区而言，这次疫情防控更是对常态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想在大考中取得群众满意的成绩，就必须正确且及时有效地回答好、解决好以下五问题。
能否将抗疫信心迅速地建立起来？信心从何处来，南园社区以其硬核举措给出了答案。南园社区按照南山区委统一部署，第一时间成立由区直部门下派处级干部担任的“第一书记”、街道处级干部、社区党委书记组成的疫情防控“三人指挥组”，第一时间统筹安排15名区直下派干部组建城中村应急支援队，第一时间落实党建引领疫情防控工作5项行动方案，第一时间采取“一口、二停、三管、四问、五到位”的硬核举措，第一时间号召社区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亮身份、八带头，让社区居民从疫情防控第一线的一面面党旗、一枚枚党徽、一个个红马甲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增强最终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的信心和决心。
能否将党员干部快速地发动起来？实践证明，党的组织全覆盖和强大的组织力是我们党最大的组织优势，也是此次疫情防控成败的关键所在。南园社区党委在疫
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将包括社区党支部、股份合作公司党支部、两新组织党支部等在内的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发动起来，结合区直部门、街道下沉的党员干部快速有效地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上来。股份合作公司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带头站卡位，并依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中建立起来的“社区党委+股份公司党支部+网格员+楼栋长”组织体系，在疫情防控中迅速将工作延伸到楼栋，形成强大的组织力。在发挥传统领域党支部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领域党支部的作用，以党组织的凝聚力增强社区各类组织的自治合力，如义工党支部以党员带头发动近90名社区义工和志愿者参与社区防控服务。
能否将社区居民有序地组织起来？构筑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南园社区党委非常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自组织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街道应急救援志愿者联合会的专业化力量，为社区疫情防控制定科学的应急方案。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孵化社会组织“同心南园邻里互助会”，通过党建引领社会组织为疫情重点地区已经返深和暂未返深的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公共服务。南园社区还借助近年来科技围村的良好基础，实行大数据筛查，利用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视频门禁，以硬核科技护航疫情防控阻击战。深化智慧党建平台运用，通过战疫先锋小程序，发动党员群众积极参与社区防控服务，累计发布服务项目267项，吸引1581人次党员群众参与社区防控服务。积极开展“健康家园·无疫小区”创建活动，聚焦健康家园建设目标，有效调动居民群众参与清洁家园、健康生活、拒绝野味等10项行动，在社区内营造了浓厚的疫情防控氛围。
能否将资源服务尽快地凝聚起来？疫情初期，面对防疫物资极度紧缺的状况，如何为奋斗在第一线的党员群众提供最基本的防护保障成为摆在南园社区党委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南园社区在利用好区委组织部协调工商联（非公党委）为各党群服务中心筹集消毒酒精、免洗洗手液、口罩等防护物资的同时，发动辖区内的医疗卫生类企业党组织为社区抗疫提供帮助，及时解决了疫情防控初期抗疫物资匮乏、抗疫人员“裸奔”的问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点联络社区的过程中，为南园社区筹集口罩2000余个、消毒液1500余瓶、手套护目镜等1000余套。此次疫情防控中，南园社区130多家商铺参与成立的商铺联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社区战疫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能否将营商环境有力地支撑起来？随着经济的转型发展，街道社区不再承担直接抓项目、抓招商的职能，而是转变到抓营商环境上来，从更高站位、更高层面上抓经济工作。南园社区党委在疫情防控中坚决贯彻区委
区政府出台的携手企业勠力同心共渡难关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专项支持措施，积极对接区工商联、区工信局、区人资局等单位为企业筹措复产复工所需的抗疫物资。与此同时，协调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制定减租方案，为酒店、餐饮、商铺、厂房等共减免租金885万，并为辖区内3个工业园区的141家企业提供最大力度的复工复产支持。南园社区立足农城化社区特色，紧紧抓住人这个最大变量，依靠党员群众，依托科技围村，对流动的人群实行精准化精细化管理，做到进村必检、回村必访，坚决不留空白、不留死角，为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提供坚强支撑。
三、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路径
南园社区疫情防控中取得的积极成效表明南山区近年来在党建引领村改社区治理领域的探索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为超大城市找到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进一步加强社区党委的全面领导。此次疫情防控中，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及社区网格员的作用发挥尤为突出，这也体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只有平时走街串户、对老百姓有求必应，关键时刻才能与居民群众精准对接、实现全覆盖，让老百姓跟着党走。下一步，要着力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政治功能。
一是深化社区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社区衙门化、机关化、行政化的问题，推动社区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定位。二是强化社区政治建设，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活化新时代大讲堂、党建书吧等空间，发挥深圳智慧党建平台作用，提升夯实社区政治建设能力和政治功能发挥。三是转变社区工作方式，以每日巡、经常访、及时记、随手做等更加适应群众需要、更加符合基层实际的方式把群众身边的事情办好，让群众满意。
进一步转变社区党委领导方式。社区党委要领导好社区治理，就要做到“两个用好”，即发挥党的独特组织优势，用好遍布社区各个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发挥党的整合社会功能，用好各类社会资源。一是加强社区党委下辖党支部建设，特别是加快推进相对薄弱的两新党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化，切实夯实社区组织体系、提升组织力。二是加大社会组织发展力度。要从社会组织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党建工作，分析社会组织发展中需要基层党组织起什么作用，需要基层党组织在自身建设上做哪些工作。三是提升居民自治能力。转变传统居民自治的狭隘观念，结合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因素，以自组织、微自治等切实激活居民自治动力，以党建引领自治。
进一步深化基层社区治理改革。深圳早在2004年就
实现了全面的村改社区改革，在体制上不再有农村建制。但这一转换不是通过管理体制上的转化就可以短时间内完成的，转化中遗留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进一步推进战略性战役性改革。一是面向深度城市化，坚定改革方向。村改社区的发展方向是城市社区，在深度城市化中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和魄力，坚定地沿着股权固化、政经分开的方向向前推进改革。二是关照发展阶段性，保持战略定力。村改社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在坚定改革方向的同时要关照并尊重各个村改社区的阶段性特征，不可一蹴而就、贪功冒进。三是立足治理有效性，探索多种形式。在村改社区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矛盾，这就需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探索发展过程中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多种有效形式。
进一步优化社区治理智能支撑。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科技手段和信息化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信息化建设。一是破解数据孤岛，解决各部门延伸到社区的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信息化系统彼此不兼容、信息化在给社区带来一定便利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的负担的问题。二是提升交互功能，在继续从政府端提升管理精准化精细化程度的同时，主要从群众端出发，特别是针对社区居民的多元
化服务方面供给尚有很大不足的现实，校正智慧社区建设的重点方向，提升信息技术在回应居民需求、优化居民服务方面的作用。
进一步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继续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在整个市域范围内着力解决社区的问题。一是构建职责异构、错位互补的基层管理体制，打破“条条”部门以属地原则之名行推卸责任之实的体制桎梏，合理确定区、街道、社区职责边界。二是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向上对口与向下对应相结合，将“条条”的自上而下的职能在街道转化，以社会化的方式与社区这个基层社会首段对接，真正实现街道、社区的条块转化。三是推进基层网格化管理改革，将各类网格整合成为一张网，实现党建工作对网格的全面覆盖，以多网合一解决“条条”精细化造成的“块块”繁杂化的问题，提升网格化管理在整个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的效能。
进一步探索走向未来的社区治理。特别是要在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行前瞻性谋划。一是打造更具韧性的社区治理。在常规回应性社区治理体制之外，构建非常态化状态下动员能力强、响应速度更快更高的战时应急管理体制，同时通过做实民兵、预备役等辅助性力量厚植社区治理的韧性。二是打造更国际化的社区治理。
随着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扩大，走在时代最前列的社区治理不仅要破解外来人口多的问题，而且要对外籍人士及其后现代诉求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更匹配的应对。三是打造更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面向未来社会场景，对标全球最高水准，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华南特征、深圳特点、南山特质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新路子。
社区党建引领治理经验做法
近年来，我们以“同心服务365”党建特色品牌为统领，积极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途径和载体，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第一准则”，把完善治理体系作为“第一要务”，把满足群众需求作为“第一标准”，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和动力。
强化党建引领，变“满盘沙”为“一盘棋”。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网格组织体系，推行“1+10+N”工作模式，将骨干党员选定为“党员中心户”，就近联系10名党员和若干居民群众，采取“板凳课堂”等方式，开展“面对面”理论宣讲。
以楼栋单元为单位，引导在职党员、辖区居民党员在居住地自愿担任楼栋长、楼口长，建立社区、网格员、楼栋、楼口四级管理微信群，及时收集信息、快速联动反应、闭环解决问题。健全“四长五员一民警”网格服务团队，充分发挥“一社区一法律顾问”“一社区一辅警”作用，组建文明行为评议团、“爱我*”文明行为劝导队，广泛开展理论宣讲、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活动，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紧盯群众期盼，变“粗放管”为“精服务”。协商民主解决家长里短，建立社区居民议事会和10个网格（楼栋楼院）理事会，采取征民意、审议题、定议题、共协商、亮结果、抓落实“六步议事法”，通过分级协商方式，协商解决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
补齐短板做优为老服务，建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开办老年大学，对辖区内60岁以上老年人实行生活照料“日问候”、精神慰藉“周关怀”、医疗保健“月服务”、精神赡养“季联欢”、共建和谐“添服务”等周期性关怀，破解独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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